企业社会缴费比例的下调，是否导致社保基金的缩水，反过来损害了企业职工的利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的“拉弗曲线”揭示，费率下降并不一定带来基金征缴收入的同比例下降，因为费率下降会刺激缴费人数的增加，扩大制度覆盖面，从而抵消一部分下降，这是其一。而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的雄厚实力降低了这种风险。社会保障基金基本上就是“三足鼎立”——企业、个人、政府。企业要降，个人不能增，唯有公共财政担当。倘若公共财政能负起责任，填补企业减少的窟窿，社保基金“池子”的水位就不会降。即使8万亿公共财政的“蛋糕”不能多切，我们还有一个“大老板”——国企。根据数据显示，全国国企2010年实现利润19870.6亿元，上缴分红仅为440亿元，让他们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于情于理，皆无不妥。

从投入中要总量，还要从管理中要效益，防止“跑冒滴漏”。扭转社保基金收益率畸低的惨状，使基金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资产收益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也显著高于存款利率），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是当务之急。安全胜于收益导致我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不高。2005年前社保基金投资实际收益率一直在2％至3％之间徘徊，仅相当于三年期存款利率，低于商业保险资金运营4％的收益率。2006年后有了较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仍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

除了投资收益，管理体制也存在着难以预见的风险。2006年8月，上海查出我国最大规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揭开社保基金管理存在问题的冰山一角，此后不少地方都爆出同类案件。据审计署2006年的审计报告，我国社保基金的违规问题金额高达71亿元，可见监守自盗、挪用盗用等现象相当普遍，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