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城市为了治堵纷纷推出拍车牌、限车号政策的时候，广州出了一个招儿——政府公车周末使用收费，据说还要为公车装上卫星定位装置。此招一出，公众纷纷叫好，称其为防腐治堵的高招。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公车改革的声音就一直没有间断过，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每当探讨起公车改革时，总在苦恼于法无据，没有清晰明确的法律规范能够作为治理公车腐败、防止公车私用的依据。

事实上，早在1989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共同下发了《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其中第六条明确指出：坚持因私用车收费制度，所有机关干部和职工均不得用公车办私事，遇有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一律按规定收费；各部门都要严格执行统一规定的专车使用登记和因私用车收费制度。但是由于缺乏明确的下位法进一步细化落实，公车改革步履迟缓。

曾经有地方尝试借鉴外国治理公车腐败的经验，一律取消公车，转而实行发放交通补贴，补贴数额根据公务员职级大小不同差别巨大，有的地方官员一个月的交通补贴就有数千元。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公车本来就是一种“给予”性质的政策，而发给补贴更是带有明显“给予”性质的措施，以补贴替公车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种状态，也没有真正动摇潜在的经济利益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