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的资助

吴仁贤和同事们，只花了10来天时间就破了案。现场的血腥细节，他早已不记得了。但在之后的五年里，他们每个月都会把一笔生活费汇入陈言的账户，每年开学初则汇去三个孩子一年的学杂费，迄今不停。

现在回忆起来，对于当时作出资助这三个孩子的决定，吴仁贤说，“是件很平常的事。”

那是2006年的3月，时任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中队长的吴仁贤下班回到家，说起刚经手的这个案子里，被杀害的中年女人，留下三个孩子。

想到这三个女孩，吴仁贤不禁担忧起来：“将心比心，我们一个小孩，从升学到工作、结婚，家长多么重视关注呀！她们也是这个年龄，接下来谁去关注？”

自2000年年底，杭州市政府每年都会组织“春风行动”，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捐款捐物。吴仁贤每次也要捐个两百四百的。汶川地震时，他捐了一千多元。

但对于怎么帮助她们，吴仁贤还是小心地算了笔账：那位被害母亲的职业不是很体面，身为警察，二者原本处于对立关系，若资助其子女，也难免引起别人的猜测与非议。

所以第一步，是征求家人的同意。

吴仁贤说起当年的策略，颇有些得意。爱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地善良。他潜移默化地唏嘘了几次后，说朋友和同事们知道了这事，都打算给三个姑娘捐些钱。“如果你直接跟她说要钱，她可能还要想一想。你要是说大家都这么做，都觉得好，她自然就接受、支持了。”

吴滨雅一周才回家一次。老爸把这事提了好几回后，才直接开口道出捐款的打算：“这样好不好？”吴滨雅倒不觉得爸爸此举是蓄谋已久。家里的钱，其实都归吴仁贤管。“好像之前我小一点的时候，他就说要去偏远山区结对子。他比较懒，没付诸行动，正好遇到这事，就这么干了。”滨雅说。

吴仁贤又试探性地征询了周围同事、朋友的意见。大家都说好，钱就一点点凑了起来。刑侦大队的同事出了几千块；吴家邻居余某是滨江某动漫园区的部门负责人，所在单位也捐了一万多元；吴仁贤自己则出了两千多元——第一笔资助合计两万多块。

为照顾孩子们的自尊，吴仁贤先托她们的姑姑，向已满18岁的老大陈言转告了大伙儿要资助三姐妹读书的想法。

处理完母亲后事的陈言，落寞地回到学校，一时并无回音。“当时很迷茫，心情也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陈言说起当时的心情。

吴仁贤和同事又联系了她几次，告诉她不必有心理包袱，只需好好生活下去。过了一两个月，陈言终于答应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