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轮回

初到沪上，父亲显得比樊阳更为兴奋。刚上出租车，父亲就给妹妹打电话：“我在26岁离开上海，现在我的儿子26岁终于回到了上海。”语气里是满满的骄傲。

樊阳却感到一丝失落。他不得不轮流借住在姑姑、叔叔等上海亲戚家逼仄的门厅或过道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黄昏时遥望着高楼里的点点灯火，感慨着没有一盏属于自己。

在上海，他第一次知道不同部位的猪肉原来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价格。问路时，热心的上海人告诉他最高效的公交换乘线路，连需不需要过马路都计算在内。“合算”，他觉得这句口头禅便是上海人最明显的特征。

到上海的第一个春节，他没有回家。感受到城市年味儿的寡淡，他开始怀念咸阳的社火。“咸阳大街上全是人。踩的高跷都是两米以上的，走上十几二十公里。无论多远，你也能看见那些‘文官武将’。”

这也是他最想家的一年，“就是骨肉分离的感觉。给他们(父母)打电话，还要装着特别高兴，其实你心里特别难过。他们也是一样。”

直到三年后，樊阳分到一套50多平米的小房子，才将父亲接来同住，在上海安下了家。这位有着浓重上海情结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常去寻访儿时居住的仁庆坊。回家就跟樊阳说，他怎么找到了一位瘸腿的老邻居，打听到其他人的消息??

“上海就是他的根。他离开上海的时候，肯定希望能闯一片天地，但是他后来是越来越潦倒”，随着年岁渐长，樊阳越来越理解他的父亲。父亲去世后不久，仁庆坊为配合地铁4号线建设而拆迁，樊阳还赶着去看了最后一眼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