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无论是限制上牌,还是提高用车成本,都是对公民权利的部分限制。不过,为了解决大城市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维护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这种限制有时是必须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限制公民权利的公共决策,尤其需要经过科学论证,能够证明这些措施确实有效；同时,还必须强调政策的公平性,不能损害基本的公平正义。用这些标准来衡量,限制私车上牌、限制外地车等做法,短期看似乎有效,但有违公平原则,因此,不应作为治堵的首选。

既然要公平,理想状态下就应该一视同仁,为何强调要先拿公车开刀?这是因为,数量庞大的公车,已经成为交通拥堵的重要制造者,也是治堵无法绕过的问题。据统计,广州公务车的数量接近20万辆,占广州市机动车保有量的12%。因为公车消费由公款买单、公车私用现象普遍,公务车占用的公共资源往往比私家车高很多,仅是出于治堵的需要,公车也应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此外,提高提车费、征收拥堵费等经济杠杆,对限制公车基本是失效的,因此,治堵必须与公车改革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实效。

此外,既然限车是对利益的一种限制,按照权力伦理,公权部门和公共政策的主导者,也应该率先垂范,先拿自身利益开刀。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减少政策推行的阻力。

根据上述原则,广州治堵方案不限私、不限外,在保障公平上可圈可点,而在限制公车上,还需加大力度。目前的方案规定,十二五期间不再新增公务用车指标,并严格公务车使用管理,仍未超出北京方案的内容。鉴于目前公车数量巨大且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对公车不仅要严格管理,防止私用,还应逐步减少公车,并将公车数量和使用情况置于公众监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