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愿 

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谈论分析过中国的繁荣，有无数的文字颂扬过中国的崛起，但是，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美国、西方社会已经是乐土，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大陆中国遍地是机会，在自由世界、在乐土、在盛世机会里，人人皆可以不劳而获，可以不争而名，不世故而得尊崇，那我们将遭到现实和历史的多重报复。

网络技术的传播、经济繁荣的搭便车，给予了人们在学院、主流、体制外表达的机会。这被称为“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跟王朝时代的文化传承略有不同，今天的诸野跟主流社会一样粗鄙无文，甚至体制外多是体制内不同形式的复制。这种现象，导致文化爱好者广众，质量普遍不高，以至于被人纳入“民科”队伍而不受重视。虽然如此，民间学人的努力仍有着自己的市场和相应的荣誉。熊逸熟读哈耶克、波普尔，他的理性手术刀解剖中国经典及先秦诸子，不免显露多重荒诞；杨鹏从边陲工作起步，他发现了老子执政之道，并试图还原执政者清静无为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黎鸣研读中西哲学，为我们报告“西方哲学死了”的结论，他的人学呼唤是一个有意义的维度；刘刚李冬君夫妇则为文化中国招魂，在惨烈的历史中，他们寻找着文化中国的江山形胜和诗意；芦笛、钱文军等活过文革时代的人，在网络时代有了思考的空间……在这些人中间，值得致敬的还有上海的张远山，他以二十多年的阅读，寂寞地跟庄子做伴，穷尽庄子的世界，还给庄子以专制中国思想圣典的光荣。

通儒型的思想者、汇通型的学人在当代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学人不过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纸上谈兵，绝大多数思想的爱好者不过有一线思想的闪光即讪君卖直，绝大多数的表达不过是在市场上表达自己或帮忙帮闲。这种表达，跟宣教一样，它们多数远离人民大众的感受，脑残式地教化民众。“无需敬畏自然”、“谁叫你生在中国”、“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位”、“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这些知识资本或符号资本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们能够如此横行于我们的社会。

在温饱边缘和小康前徘徊的中国民众眼里因此多是这些风光一时的知识人，以法国社会学家的观察，这种知识资本已经成为利益集团地位较低的合伙人。由于思想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贫乏，以致网民自造“草泥马”、“河蟹”、“神马”、“脑残”、“牛逼”一类的概念来辅助表达。但是，公正地承认，让中国十年来受益的经济繁荣确实矮化了精神，甚至屏蔽了精神。无论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想破脑袋，我们都无能穿越当代中国，我们难以给予中国社会十年发展最可参证的总体性解释。我们在思想、心灵、人格的底线上一再失守，甚至今天，在四五一代先后告别大陆的公共空间时，60后、70后、80后等年轻的思想者们还少有人上场。如同友人曾借密尔之语叩问这片土地上可还有人，在当代汉语思想的荒原上，我们几乎四顾苍茫，一无凭借。

由此可见，吾人十三亿之众，虽然暴发多年，但确实属于原子式个人，尚未能精进成为文明的公民，未能成为福而道、禄而德的君子大人，未能成为富而礼、贵而义的有效个体。那些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牛逼精英，多是夜郎自大者、合群而大者，他们尚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可观的精神、思想和知识产品，他们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他们自己。

世禄、食货的上升通道跟精神思想的下陷通道同步，这其中原因多多。最重要者仍在我们中国人自身，尽管我们多年来已经厌倦了各类精英。但是我们跟世禄的官二代、富二代一样无能，我们也多只能纸上谈兵或夜郎自大，甚至在认知领域，我们也未能教训肉食者，使其有所敬畏、忌惮，因为吾人自身少有可堪教训肉食者的君子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