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殇 

汉语思想，因此只能在体制外艰难地呼吸、生长。而其实，那些被人统称为民间思想潮流，一如飘零的花果，只能尽命而听天。当然，公正地说，左翼思潮的壮怀激烈或别有用心仍有坚持努力的可圈可点。甚至行动者们，如茅于轼的小额贷款、姚立法的票选代表、李昌平的三农实话、温铁军的乡村建设、于建嵘的维权实践……在为平民大众呐喊或服务的实践中都有着不小的成绩。自世纪末我国使馆被炸、《环球时报》洛阳纸贵以来，世纪初张广天、黄纪苏等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王小东言说民族主义主张，张文木构思军国主义等国家意志，一直到最近，甘阳、汪晖、刘小枫们先后公开立场，这些左翼思潮有过不同的层面、不同阶段的表现。或知识精英，或文化商人，此起彼伏，轮番轰炸，直到吾人心智昏乱而不知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在《中国不高兴》一类粗糙的拼凑之作外，左翼阵营尚有黄纪苏那样多才艺的思想者，有张广天那样“忧患”的才子，有汪晖那样受国际学术江湖关注的学人，有甘阳、刘小枫一类出西入中的“宗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吾人社会仍有平等、温饱等广众的社会问题需要救济；我们就能够理解，吾人强大的左倾社会基础仍足以给左翼思想以支撑。这也是《切·格瓦拉》、《鲁迅先生》、《我们走在大路上》等剧作风行一时的原因。

在检讨汉语思想十年的表现时，毋庸置疑，我们需要知人论世，需要考察社会的乃至政治经济的变迁。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绝大多数对此缺乏观察、分析、判断、命名。除了借助于官学、西学的观念、名词，如改革，如后极权时代，如权贵或裙带资本主义，如国家资本主义，如羊群效应，等等，我们给这个变迁社会的民众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之少。这其中，可以称道的原创性观念，如血酬定律、类人孩、次法西斯社会、中国劫、拉美化……也仅仅是现象的描述，而少有对社会结构的深度观察。

在这个十年民族主义一路大踏步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却已经坚定地把海外、把异国他乡当作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之一。在一个经济物性的游戏里，只有那些没有丧失天良和尊严的人们才能有所拒绝，多少顾及自己的清白。刘军宁先生一度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在等待的日子里，他能够守住自己的寂寞，在中国经典里发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张文木先生是国家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国家地位和战略选择有着勤奋而痴情的思考，但在爱国贼层出不穷的年代，他几乎停止了跟外界的交往；汪丁丁先生，在“回家的路”中书生意气地为自由体制呼吁之后，但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样一轻时世、拒绝当道的热闹而清白观世的还有一些，如无业者顾则徐先生、中学教师梁卫星先生、电影导演王兵先生、李杨先生……借梁卫星的说法，他们的思想大多是“不合时宜”的。

但更多的人，加入了社会的游戏。这个世界史上壮观的经济动物，在食色的名利化和资产化表达上如此厚颜、赤裸而无所顾忌。一切都经济化、游戏化。中国入世不到十年，即在奥运的体育游戏和世博的文化生活游戏上实现了“万国来朝”；中国告别短缺仅仅十年，即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了“不差钱”的豪气；与国际惯例接轨尚未并轨，中国就有了严防死守、高架防火墙的自尊意识。政府大楼、文化场馆、创意园区、堤坝绿坝、机构门户……的建设需要，使得大陆中国成为地球上最有协从罗致能力的地区。这种官家和资本的合作，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建筑设计师们最羡慕最想一展身手的园地，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们都得染指的舞台，更不用说，那些歌手、电影明星、导演、艺术家……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市场。

周有光以百岁老人的阅历，为我们难以判断的经济建设成就盖棺定论；韩寒青春少年，成为大众文化时代需要也配其需要的社会英雄；秦晖博学，在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底线伦理，他不厌其烦诉说着“大家长掌勺”的“低人权低福利”等等，这一大师洞见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汉语世界最可贵的伦理共识；陈子明沉潜而坚忍，几乎孤身一人阐述一个中国公民的现代化论纲；孙立平观察社会，是这个游戏社会极少数平实的先知之一，他指陈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跟其他先知如吴思先生、陈志武先生、刘力群先生的观察一道道破了社会发展的真相和本质。由于结构定型，中下层人民的制度改革学舌最终都是春梦一场；当下的经济发展冲动，最终建立起的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庞大规模的政府；不仅啃老的年轻人难以通过知识、勤奋改变命运，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格势禁、势力划分严明的繁荣市场奇特地使得中国社会“未富即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