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于当今时代，有几种说法。最时髦的似乎是“后冷战时代”和“后危机时代”。意思是，我们正面临冷战解体，即意识形态政治的结束，接下来是国家利益VS国家利益的时代，打交道的对象是个什么颜色不太重要，主要是凭有没有共同利益来决定要不要跟对方打交道，怎么交流，给什么，要什么，而且最好不是战争，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对话与协商，来面对现状，解决问题。时代需求与中国发展正在前所未有地形成“绝配”关系，时代正走向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中国也早就摆脱了计划经济的负担，还告别了姓资或姓社的辩论，抱着全新的方略与心态融入国际关系，并主动提出它需要“民主化”，为接下来的国际关系奠定舆论基础。中国的“大战略”在我看来很清楚，使得“和谐”从国内转向世界，使得“民主”从国外转向国内，这两个统治理念将碰撞下去，过程只好是摸着石头过河，结局谁都不清。

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自从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丝毫的变化。它的特征有三：一、国际社会由主权国家组成；二、国际社会没有政府；三、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状态，基本处于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和零和博弈的局面。当今世界难道不是在继承这些特征吗？不同点是，尤其世界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中国摆脱政治运动，放弃古老方针，融入国际社会以后，国际关系逐渐形成以“跨”字为基本特征的相互依存体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大家都是搬不走的邻居。跨国家、跨地区、跨民族、跨行业、跨政治、跨体制、跨思维、跨经济、跨文化、跨宗教、跨社会、跨人间……

所谓专家和学者还把当今国际政治体系修饰为“多极化”，即世界有多个“极”。从地区分布看，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东亚、南亚、西亚、太平洋等地区之间逐渐形成权衡的关系。从国家分布看，除了美国、欧盟(欧盟不是国家，但在国际政治领域往往把它看作一个统一的行为体)、日本等发达国家外，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使劲儿拉近发展距离，从围绕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等场合判断，把世界分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毫无意义，属于两者的国家之间的“话语权”正在快速地“同质化”。不过，世界逐步变成“多极”的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国家和地区无疑是中国与东亚。“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21世纪是东亚的世纪”这些说法，虽然依然存在众多不确定性，但至少没有人怀疑其可能性。

把美国和中国视为世界两强的“G2”也是继承了“多极化”理论的产物。中美关系无疑是21世纪最重要、最核心的双边关系，其发展方向和稳定程度将决定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未来。我在2010年9月访问澳洲的时候，一位安全问题专家跟我说过的一句话颇有深度：“当今中美关系的稳定是基于两国战略性脆弱与互不信任。”两国都害怕得罪对方而失去国家利益。比如，2010年年初中美两国围绕“3T问题(Taiwan, Tibet, Trade)”发生价值观冲突的时候，3月，Google事件又冲击了双边关系。4月中旬美国将在华盛顿举办核峰会，焦点则是在中美关系处于风波的形势下，胡锦涛去不去美国出席峰会。结果是出席了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中美之间的利益博弈。据我所知，美国承诺不把中国列入“货币操纵国”的名单上，中国承诺支持美国制裁伊朗。人民币问题与中东问题，美中认清两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交换了利益，作为其结局，实现了胡锦涛的访美，并在“实现无核世界”这一全球层面的共同利益上达成了共识，两国一起显示出了“大国责任”。我想，既然中美两国都把对方看作是假想敌，不管是金融、经济、科技、知识产权、价值观还是台湾，突发事件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好在两国都是精通战略，明白大局的国家，中美当局尽可能保持政治稳定，促进经济繁荣的方式，避免细节影响大局的逻辑，中美关系将保持“脆弱的战略稳定”。

世界进入21世纪的10年前，当时16岁的我对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给出了预测性描述。我说，“当今国际关系两大浪潮是全球化与多样化，前者是在做好制度安排的前提下，使得人、钱、物、信息等流动一体化和统一化的过程；后者则是在尊重文化传统的前提下，使得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国情等差异性和特殊性保留下去的过程。两者都是为‘让世界更加美好’做出贡献的产物，唯一的问题是，倘若两者要共存，就麻烦了。全球化与多样化在根本点上发生冲突，比水火不容还严重。怎么办？”

走过10年，我对国际关系的基本观点毫无变化，反而深化了原来的观点。在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时代，人类要做的是，合作也好、竞争也好，现实主义也好、理想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自由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以具体的行动和实际的战术去证明全球化与多样化是“不矛盾”的，是可以共存的。我坚信，这一局面将贯彻整个21世纪，并困扰着人类。但如果这个问题不由我们去面对，解决，人类社会是没有未来的。

而从解决根本矛盾的角度，我找到的一个突破口是，中国崛起与中国模式。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无疑也是多样化最大受益者。中国是幸运的，能够赶上这个“矛盾的时代”去全力以赴地发展自己。中国的崛起包容着不同的要素，包括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政府主导与经济至上、历史传统与先进文化……它承载着太多太多的矛盾，还要去突破思维的僵化与体制的瓶颈，试图成功使得自己“软着陆”。

中国正在走的，或即将走的是无人走过的，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主义，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它是把截然不同的两个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路”。中国能否务实寻找体制上的缓冲地带，发展中的灰色地带以及改革中的本质地带，“缓冲”，“灰色”，“本质”，这些才是决定中国最终能否实现软着陆的“第三条路”。而我认为，假如中国真的能够走向“第三条路”这一当代的理想国，全球化与多样化这一21世纪的最大矛盾，也自然而然地消失……

　　2010年12月30日

　　写于中国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