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际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也走了变迁。19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以经济制裁的方式，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质疑与抗议。不少外国政府和媒体，甚至普通老百姓都几乎没有例外地相信“中国崩溃论”，当时，推崇民主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美国著名的战略思想家们甚至渴望，去推动其崩溃的进程。就像二战刚结束，冷战开始的那一刻，把苏联视为“假想敌”一样，冷战刚解体的那一刻，也把中国视为“假想敌”，拿着冷战思维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什么是美国战略家们的利益？他们是“民主和平论”的忠实粉丝，从历史的脉络推导出一个结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

结果呢？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还通过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高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史无前例的“政经复合体”去克服了来自西方的制裁措施，随后也发挥其“体制优势”，顶住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随着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的深化与普及，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做出了特殊贡献。

身经百战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们似乎放弃了主动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的策略。他们接下来开始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冷战解体后依然保持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占“市场经济”这一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之便宜的中国，其发展对“我们”带来威胁，应该好好遏制。“遏制”一词英文叫“containment”。二战结束后，美国著名的政策制定者乔治·凯南(George Kennnan)围绕美国对苏联战略提出了遏制政策，还从苏联到美国传送了著名的“X报告”电报。

时间进入21世纪。“中国崩溃论”早就失去了市场。2002年中国申奥成功，首都举办奥运会不仅意味着中国下决心迈向“大国”，还试图去证明，社会主义体制也可以容纳世界的和平盛典，“姓社”与“姓资”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可以沟通，还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这才是中国举办奥运和世博向全世界传达的信息。“我不是敌人，想跟你们一起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口号提出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并高调挂在来京的外国游客必访地——万里长城的高处。

2002至2005年的那段时间，“中国威胁论”依然很有市场。就与日本的关系而言，2005年4月，中国国内——成都、广州、北京、沈阳、上海等地方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人群用暴力的方式对日本大使馆、日本餐厅等建筑打砸抢烧，警察却不阻止，实际上默认了其推行。另外国家的人民对大使馆这一“主权圣地”行使暴力明显属于违反了国际法，对此，政府给予了默认。当时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向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提出了抗议，必须道歉与赔偿。在这里透露一个机密，我当时还跟町村外相秘密在北京钓鱼台会面，介绍了反日游行的来龙去脉，共同探讨了如何应付中国。

中国政府则拿出自己的逻辑，李肇星外长坚决不承认，并主张大家在中国公共外交上很熟悉的言词：“造成这一后果的一切责任不在中方，而在日方。”后来，中国外交部和宣传部等部门合作召集专家学者，比如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把他们派遣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演讲“中日关系如何重要，爱国主义情绪要合法，理性地表达”。中国政府也确实意识到国家形象的重要性，并逐渐把它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

世界明白“中国特色”确实很特殊，与以往的统治方式截然不同，但环球人士渐渐地澄清一条逻辑：与其去遏制中国，并把它看作威胁，不如务实与它打交道，并占其经济发展与体制缝隙的便宜。使得中国成功融入国际舆论的关键人物竟然来自美国。他叫罗伯特·左利克(Robert B. Zoellick)，现任世界银行第十一任行长。佐利克学术能力出众，又精明过人、善抓细节，因此被誉为谈判桌上的“计算机”。由于他推动了德国统一和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贡献，美国国务院曾经授予他国务院的最高荣誉“杰出服务奖”。他2000年4月、2003年2月、2007年12月以及2008年12月应邀访华。2005年7月底来华进行首届“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9月，佐利克在美中关系方面提出了“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的主张。其含义是，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的国家利益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两国分享着前所未有的共同利益，包括双边的、多边的、国家的、地区的、全球的、经济的、金融的、人文的、社会的、科技的、安保的甚至政治的。我回顾并判断，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的那一刻，国际对华舆论从“中国威胁论”转向了“中国责任论”。与美国战略思想家同样身经百战的中国共产党不错过机会，趁机提出“中国应该扮演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

2009年2月15日，美国在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的新体制下，国务卿希拉里开始了她上任后的首次出访，目的地是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临行前一天，希拉里来到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亚洲协会，就美国的亚洲政策等问题发表讲话。她在演讲中借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来说明发展美中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她说：“在同一艘船上的人必须以和平方式才能共同过河，这则中国成语在今天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相信，美国和中国都能从彼此的成功中受益，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共同关心的领域加强合作，分享机会。”时隔三年半，佐利克的“中国责任论”进一步被同种人得到了证实。

从“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又到“中国责任论”，国际社会对崛起中、转型中“不确定的巨龙”的认知也发生了切实的变迁。问题是，它说明什么？它说明，既然中国政府和人民努力以具体言行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会给你们带来威胁，一定以负责任的方式为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也一定处理好国内问题，不会使它陷入崩溃的边缘，所以，请你们允许我们做大国”。那么，我们外国人对中国的认知也务必以变应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起成长，而要摆脱来自意识形态的思维僵化。在这个意义上，希拉里解释得很到位，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世界与中国，或中国与世界的确需要同舟共济。

2010年对中国外交来说是个考验不断的挑战年。就与日本国的关系而言，9月份在尖阁诸岛/钓鱼岛海域发生了撞船事件。日本当局行使了“国内法”，逮捕并扣留了撞船的中国渔民船长，中方对此进行严重抗议，从外交部长到国务委员，直到总理，都赤裸裸地痛批日本。很正常，从中方的立场看，日方对“争议中的领海”进行国内法等于侵犯了“我国核心利益”。中国政府停止了经济、人文、社会、留学生等种种对日交流，全方位地施加了制裁措施，尤其对日本打击巨大的是稀土出口的限制和禁止。稀土这一战略资源对大量制造混合动力汽车等日本制造业来说至关重要，日本在稀土进口上的90%以上是依赖中国的。日本政府也开始批评中国，还用“歇斯底里”等词语形容中国的外交风格。日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严重退步，经贸关系受挫，国民感情恶化。最后，日本政府决定释放船长，没有起诉，但处分要保留，等于完成了国内法的行使，对此，中国外交部要求日方道歉和赔偿。

2010年的下半年，对于日中关系来说，令人难受的事可持续了一段时间。日本释放了船长后，两国首脑也没能正式会晤，“撞船后遗症”很难在政治、外交、大众三个层面上得到恢复。时间进入11月，当时可预测的时机是13-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那是各国首脑一年一度相聚的多边外交场合。虽然日中关系还没获得明显改善，但胡锦涛主席不出席APEC的可能性很小，焦点在于，正式的日中首脑会谈能否召开，因此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奠定牢固的政治与舆论基础。

两国之间的谈判经受了挫折。直到胡锦涛到达日本之后还无法确定首脑会谈能否举办。中方领导人，包括陪同主席的高官也考虑到国内高涨中的民族情绪，那段时间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中等规模的“反日游行”，膨胀中的舆论也日益对中国外交产生负面影响。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续，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理性的舆论基础，领导人和外交部门就很难务实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这一点对未来中国外交来说甚至意味着最大考验。

日中两国的首脑最终进行了正式会晤。只有22分钟，但两国领导人确实握了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还确认了日中两国携手发展关系的政治意志。那段时间饱受争议的前原诚司外相与杨洁篪外交部长也在友好氛围下进行了会谈，还在晚宴上聊了两小时，加强了相互理解与信任。2010年下半年轰炸日中关系的秋季风波最终也得到了缓解，这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战略与自下而上的群众基础共同促进的结果。以经济界为前锋，两国民众对改善外交关系的渴望与要求最后战胜了政治家的保守主义与投机主义。不仅是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也将进入“人民主导政治”的新时代。

日中关系走出困境，本人很有感慨。7年前，我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是的普通留学生。走过7年，在北京见证了21世纪的十分之七。我的成长与挫折与日中关系同舟共济，痛苦也好，快乐也罢，时代与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如此庞大而直接，令人沉思。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刻，我在日中关系的恢复与改善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两国官民一体外交之间起到了战略沟通的作用。请原谅，具体不方便说，有些事宜只能带到坟墓去。但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做到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