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怀德建议，有关国家机关应加大在烟害防治方面的调研力度，尽早把《烟害防治法》或《烟草控制法》列入国家立法规划，同时还应修订《广告法》、《烟草专卖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款，让与控烟相关的法律法规统一、配套并形成完整的体系。

据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透露，全国人大系统目前已推动控烟法律列为“重点调查立法项目”。但她同样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的烟害防治之路艰难曲折，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就是国家层面上的立法缺失。”

记者了解到，以“共创无烟环境，共享健康生活”为己任的中国控烟协会，日前也通过专家联名上书的方式呼吁政府尽快制定和颁布保护公民免受二手烟草烟雾危害的国家控烟法律，各级政府领导应像“关注艾滋病那样关注控烟工作”。

与政府作为相关的是，专家们还普遍认为政府机关应率先在创造无烟社会方面做出表率。

去年5月，卫生部出台《无烟卫生机关管理规定》，要求卫生部机关各司局及驻楼各单位实现全面无烟，并将禁烟工作与评优挂钩。此后，教育部发布了无烟学校参考标准，明确规定“高校教师不在学生面前吸烟，不接受学生敬烟，不向学生递烟”。

两部委的上述做法获得了专家们的认可，但公务人员垂范效应并不仅仅止于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等专家建议，中纪委、监察部等部门还应做出明文规定，严禁公共机构利用公款购买卷烟、收受礼品烟，要把此视为反腐倡廉的举措之一。

“作为中国官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出台具体措施严禁给官员送烟送酒确实很难。”胡鞍钢对记者表示，“但我们仍要竭力推动相关规定的建立，不仅让干部收受礼品烟酒的行为消失，也要鼓励和保护公民检举，让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真正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