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中,不少人对记者表示,针对公职人员的这种感觉上的“错位”,应当及时建立公职人员心理疏导常态化的机制。

对此,杨建顺认为,对当下矛盾多发期的公职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是很重要的,但是它不能替代机制、程序、标准的建立。只有在机制、程序、标准和具体支撑的条件下,社会疏导体系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心理的疏导才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公职人员才会有一个安全的心态。

林喆也提出,解决公职人员“弱势”的这种心理,应该把对公职人员的心理调适工作放在日常工作的程序中,应当设立首长接待日制度、听证质询制度、发言人制度、对话制度、特别领域的信息公开制度、谈话制度、党务政务公开制度、举报人保护制度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开述职制度等9项制度。

“其中的谈话制度可以让党和政府内部人员之间得以顺畅地沟通。激励谈话就是对公职人员平时做得好的方面进行当面表扬,与之相反,诫勉谈话就是要在公职人员做得不好的时候当面提出批评,不要等到公职人员由小贪变成大贪,最后被抓起来了才去批评他,而是要把批评放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指出错误帮助其改正,防微杜渐。”林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