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裸捐”：

身后不给子女留一分钱

1931年出生的陈光保，年近80岁，有着61年的党龄。他从来没听说过“裸捐”是怎么一回事，但“裸捐”却是他当下正在做的事。

“今后果场的收入全部用来奖励学生上学，每年不少于100万元。我死后不会给子女留一分钱。”陈光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陈光保为何如此热心捐资助学？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关。小时候没钱上学念书，是他一辈子的痛。9岁起给地主放牛，“可地主不讲道理，牛得瘟病死了，却硬说是我命不好”。被辞退后，小光保只能捡猪屎卖钱，经常带着粪筐在私塾外面听老师讲课。老师见他好学，答应免去6斗稻谷的学费，父母也被感动得答应送他去上小学。这时，陈光保已13岁“高龄”；17岁那年，他考上了初中，但因为没钱，辍学参加了游击队。

回忆起小时候的苦日子，陈光保连叹：“读书太重要了，我太有体会了。”他扳着指头给记者算：“大儿子在雷州供电局上班，大女儿在银行当高管，三儿子在东北工作，四儿子在深圳当公务员，小女儿在暨南大学当教师。两个孙子也读了研究生，有一个还出国留学了。他们都长大了，我有功夫帮别人了。”

谈起“裸捐”，陈光保说自己祖孙三代都是长工，祖父和父亲没给他留下财产，自己也不准备那么干。“海康(今雷州市)历史上出了6位清官，6位都没有留财产给后代，只留下‘清廉’二字。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留财产？”

陈光保顿了顿，回忆当年在雷州打游击时的场景：被国民党打死的战友有十多人。“有人说我是杀漏刀的。我的战友们20多岁就牺牲了，我现在都80岁了，5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有吃有穿。我是从战火硝烟里走出来的共产党员，可以说是从战友的尸体堆里捡回了一条命，我要是再捞钱，怎么对得起死去的战友？”言谈间，保伯眼圈发红，转过身去抹眼角的泪痕。

“我早就跟子女说了，‘将来不要指望我给你们留下一分钱。’我如果给子女留下一分钱，那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耻辱。”他的话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