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教育决策机制一天不改,它所带来的问题,就不可能消除,反而会加剧——哪怕今天某个加分项目被取消,很有可能过不久,由于某种现实利益因素,又会被恢复——笔者发现,在我国已经启动实施的教改规划纲要中,提到的改革措施不少,然而,具有“龙头”意义的改革,却很少涉及,这就是怎样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怎样改革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怎样建立民主、科学的教育决策机制。在现有纲要文本中,教育行政部门实质拥有完全的教育改革主导权,这难免让人忧虑,行政部门能在改革中,自动约束自身的权力,自动归还本属于学校的教育权和学术权,自动给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参与教育决策的权利吗?

有人说,建立这样的教育决策机制,工程庞大,千头万绪,十分困难。笔者不以为然。当前每一个教育事件,都可以开启这样的教育决策机制构建。就拿高考加分来说,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各方力量参与的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加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听取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意见,进而制订初步的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要提交人大听证、审议,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人大具有监督执行、问责的权力。这一过程,就可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由人大机构主导的基本机制,同时,促成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的形成。当有这样的基本教育制度,我国的教育才不会陷入一个又一个教育事件的纠结与迷茫中。

(熊丙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