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双亲外出打工”的模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从社会稳定、个人发展的角度，我们只能给予引导，比如让成年父母逐渐认识到，“对孩子的投资，才是最好的投资”。外出打工所得到的工钱与因外出打工而失去的亲情与下一代的教育，远不成比例。这方面，媒体理应充分发挥舆论功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人生规划出谋划策，提供科学的、立足长远的建议。同时，当地政府也应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打工创造必要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就是维稳。

　　以上是从最大限度减少留守儿童的角度来说的。面对现实存在的留守儿童，由于他们的监护人多数均不能起到合格监护的作用，这时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就凸显出来。一个结合了基层政权、乡村学校、社会组织、家庭以及邻里为一体的留守儿童监护体系，能够有效缓解留守儿童所带来的社会危机。但终极解决办法，还在加速社会转型这宏大的中国命题里。（王 琳 原题：留守儿童：到底该谁来监护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