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县人民法院最近审结四宗女童性侵害案件。据了解，这些遭受性侵害的女童，父母均外出打工。(7月6日《羊城晚报》)

留守儿童是伴随农民工的出现而出现的，隔代抚养等异于常态的社会变迁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它的危害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笔者的家乡在湖南西南部一个小县城，全县人口接近100万，外出务工人员多达30万。在不少村落，精壮劳力常年在外打工，留守的基本为“6061部队”(即60岁以上的老人和10岁以下的儿童)。留守儿童虽有父母，却等同于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中长大。这类家庭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极弱。与此同时，乡村的基层政权、教育机构也无法承担起“保护者”的角色。留守女童屡遭性侵害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发生的。

相比之下，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更为严重。一方面由于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特殊时期，而他们又无法享受到来自父母近距离的亲情关爱及价值引导，另一方面，很多乡村老人自己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更遑论进行好的隔代教育。三代人的观念冲突集中反映在非常态的家庭教育中，这非但不利于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反而极易造成留守儿童的心理困扰。扶风县几位留守儿童相约自杀，就是心理不健康的极端表现。

有梅县的专家批评说，全市还没有一个专门针对留守儿童遭受侵害后进行救助，包括心理干预的专门机构。但即便建立此类机构，也属事后弥补。事后弥补固然是重要的，但事前干预和事中介入更重要。留守儿童更需要预防和制止不法侵害或极端事件的发生。

也有专家建议，改变双亲外出打工的模式。他们列出的研究数据表明，留守儿童在小学阶段有母亲陪伴最好，在初中阶段则父亲陪伴最好。但这样的建议在乡村鲜有可信度，因而也失去可行性。父母外出打工，绝大多数都是为生活所迫。若是可留一人在家，两人均不外出岂不更好？单亲打工或许能部分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但势必又引发夫妻间的分居问题。因夫妻分居城市乡村而引发的悲剧，更为常见，而夫妻矛盾一旦爆发，受伤害的同样包括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