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的是，在陕西、济南之前，上海、北京、深圳等地早年均已出台类似规定，但这些规定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上，还相当缺乏权威性、可操作性。一是这些规定往往由一个地方的某个部门出台，缺乏权威，劳动保护主体部门不明确，在监督、行政执法、纠纷处理等问题的处理上，容易在各部门的“怠慢”中搁浅；二是规定本身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模棱两可，难以有效实施，例如何为高温作业？休息时工资、津贴如何？等等；三是关怀的力度不够，显得不足为道，例如陕西一日给工人补偿1.2元，恐怕还不够买一瓶农夫山泉的。

应该说，我国关于高温之下的劳动保障政策相当空白，翻阅相关资料，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使用的高温劳动保护条例，仅有1960年卫生部、劳动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公布的《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这个规定仅适用于“工业、交通运输业及基本建设工地的高温作业和炎热季节的露天作业”以及“田间作业”，而事实上，在炎热夏季各行各业都有一个防暑降温问题，各行各业劳动者也都依法享有获得良好的防暑降温条件和合理的防暑降温待遇的权利。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为鲜明特征的，而《暂行办法》根本没有覆盖第三产业。此外，该规定也没有表明，什么温度情况下，员工可以放假休息。更值一提的是，该条例没有规定任何法律责任，即使企业不遵守，它也难以追究企业的法律责任。

尽管早年就有人呼吁对已经不能适应现有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暂行办法》进行修改，但这个《暂行办法》依然“暂行”了整整半个世纪，对高温作业者的关怀往往由各地方各单位视情况自行决定。事实上，“高温灾害”一词逐渐融入社会语言体系证明，很多地方还十分缺乏对高温作业者的必要关怀，不少企业甚至还在津津乐道地大喊“越是三伏越要上”——工人因热而死的，近年来并不少见；更多的是因高温而致伤致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