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影视改革和舆论监督

时统宇认为,电视媒体恶拼“收视率”导致节目低俗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即我国广播影视在体制和结构上的矛盾,使影视竞争日趋激烈。我国现在有数千家电视台,上万个频道,频道资源浪费严重,电视节目的收视率非常低。国内一些节目的收视率能达到1%就算相当不错了。这种散乱小弱、鱼龙混杂的格局,推动了各电视台的恶性竞争,一些小台为了生存,难免会想别人所不敢想、做别人所不敢做,在猎奇、低俗等方面动脑筋。他认为,节目低俗化需要严格有效的监管,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电视分级制度。所谓“有了规矩才成方圆”,当有关部门制定出低俗节目标准,才能在其后的管理中“有法可依”。

在为电视节目感到忧虑的同时,时统宇还坦言他更为中国电影感到忧虑,他说,去年电影票房60亿,今年据说要达到100亿,表明电影产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电影商业化、市场化有些跑偏,连一些大导演名导演都去拍商业片、娱乐片,其负面作用不可低估。

由此,二位先生都提出要加强影视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包括新媒体在内的舆论监督作用。徐舫州指出现在缺少文艺批评,文艺评论多是追捧和炒作,缺少有见地、尖锐的文艺批评和真知灼见。他说,全国上万个电视频道,没有一个是搞文艺批评的,这不正常。报纸和杂志的文艺批评也很少,社会舆论被潮流所裹挟着,文艺难免要流于低俗。他呼唤要有真正的文艺批评。

时统宇则认为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广电系统“掌门人”问责制和频道、频率退出机制,借鉴“一票否决制”,对严重的影响坏的节目“零容忍”。同时,要共同发挥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监督作用。他说,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近年来中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主要由新媒体——网络来担任,但传统媒体也可发挥自己的导向性作用,如2007年某电视台“第一次星动”节目之丑陋、低俗,就是某传统媒体先揭露出来的。他还建议组织国有的至少是国有控股的视听率调查公司,这涉及到国家的文化安全,且可不被纯粹的商业和市场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