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昨日武汉媒体报道，武汉一家国有拆迁公司数名高管与社会闲杂人员勾结，采取伪造房屋拆迁资料、虚增房屋无证建筑面积等手段，在短短5个月内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高达1248万余元。检方发现，31家被拆迁户的无证建筑面积均被人做过手脚，每家凭空多出了30万-50万元补偿款，被上述一伙人瓜分装进了各自的腰包。武汉市检察院已对相关涉案人提起公诉。此案也是武汉首次披露的拆迁公司工作人员贪污国家拆迁补偿款大案。

坐在办公室里伪造几份资料，就可以大把分钱，甚至请几个清洁工假冒委托人签字，一次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53万余元的差价，也无人注意。涉及拆迁的资金流动数字相当庞大，却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使得这些人捞钱真是太简单太容易。

近日另有媒体报道，陕西乾县一位拆迁公司股东自曝行业内幕：拆迁一个项目，利润率有的达到300%-400%，仅给中间人的回扣，有时就高达数百万，而拆迁公司短短几月也能赚几百万。这位股东说了一句实话，“这其实是一个暴利行业！”这个判断早已为公众所熟悉，而在武汉这起案件曝光之后，我们也许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判断：拆迁不仅是暴利行业，而且还是严重缺乏监管的暴利行业。

拆迁公司何以成为监管“飞地”？原因并不难找。因为围绕拆迁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故事，对主导拆迁者来说，让被拆迁户顺利搬迁是最大的成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不计成本，甚至不惜动用非法的手段。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值得其煞费心机了。武汉的案例中，一个“社会闲杂人员”之所以能够赢得国有拆迁公司的青睐，就是由于他在对付拆迁户时显得特别有办法，从而为其上下其手大肆捞钱打开了方便之门。只关心拆迁户是否听话，不大关心拆迁公司和拆迁人员使用了什么手段，从中捞了多少好处，拆迁的暴利链条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畸形行政下生长出来的。

拆迁的暴利链条滋润的当然不只是拆迁公司一家。在作为发包方的相关部门和单位外，还活跃着一批中间人，包括要拆迁的村子的负责人、开发商、拆迁主管部门的负责人、相关领导的亲戚朋友等……而与吸附于暴利链条滋润生活的人对比，拆迁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却往往是另一种命运。

6月1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天津南开区一家三口5年遭遇两次强拆，房主拿斧头砍伤了两名城管，被控“妨害公务罪”。这个女主人为盲人的家庭，其实并非所谓“钉子户”，他们仅仅是希望开发公司考虑其实际情况，能分到两室一厅，而拆迁指挥部只承认给其一套一室一厅的公寓。这并不是个案，拆迁中，被拆迁户几乎每取得一寸微利，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一方面是锱铢必较，另一方面却是暴利，是管理粗疏得连一纸委托书都懒得用心审查，很难想象这两个方面是怎样统一起来的。更让人纠结的是，被拆迁户才是真正的利益之源，没有他们的房子，一切暴利都将无从谈起。

如同我们多次看到的，拆迁的暴利链条往往掺着血丝，让带血的暴利链条长期存在，是社会的耻辱。“一条人命一般十几万就能搞定”，“胆大、心黑、有钱”，这是那位拆迁公司股东干了十几年拆迁的“最大感受”。“胆大”、“心黑”的人“有钱”而且活得非常滋润，一个社会应具有的起码的道德感又如何建立得起来？

城市要发展，合法拆迁无可厚非，但由此催生一个暴利而且严重缺乏监管的行业却极不正常。改变这种局面，只说“加强监管”是没用的，必须把畸形的行政校正过来，使其回归为公众服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