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因为经济基础、住房等现实条件，使自己的预期生育年龄推迟了2.1年。北京等一线城市，小两口月均收入达8000元以上才敢生孩子。（6月15日《法制晚报》）

这样的统计数据，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人与人的活法不同，有些家庭虽然很富裕，完全有抚养子女的能力，但却越来越“丁克”；而一些低收入群体，该生的还是要生，只不过是“多挣多花、少挣少花”的问题。想来，绝大多数家庭不会因为收入少而舍弃天伦之乐。比如，近日一位网友以“来世不嫁穷男”为名发帖称“不想给月薪2500元的穷老公生孩子”引发热议，但七成以上的跟帖者并不认同其观点。

不过，所谓的“月收入低于8000元不敢要孩子”和“不想给穷老公生孩子”，虽然并不一定客观和真实，但相关现象和讨论还是多少反映出一些现实问题，也反映了一个值得社会和政府重视的“信号”。结合当下社会的上学贵、看病贵和住房贵现实，这个“信号”其实体现出抚育下一代时的家庭负担过于沉重。

西方一些国家在少年儿童抚养成本上，政府方面投入比例极大。理由是孩子不仅是家庭的未来，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在一些国家，孩子出生伊始，就会享受到“医疗、抚养、教育”等政府福利。我国香港地区新生儿出生后，只要符合条件的家庭，其每月向政府领取的福利补贴完全可以担负起抚育孩子的费用，其高规格的医疗保障也有目共睹。

我国内地由于特殊国情，像香港或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将养孩子的事“包起来”，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对婴幼儿的医疗保障投入比例极低，城市儿童大病医保才刚刚起步，而农村大病患儿的医疗保障和报销也只是初步启动，所谓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未真正成为“国家义务”，子女教育负担费用依然过重。父母一旦当了“房奴”再当“孩奴”，的确无法轻松。因此，上述调查和相关现象虽然未必具有普遍性，但仍是一种对各级政府的提醒。我们需要在关爱百姓生活、提升百姓生活质量上下真功夫，逐步消弭日益拉大的贫富分化，或许是解决类似社会问题的治本之策。（毕晓哲 原题：“月薪不足8000不敢要孩子”透露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