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是奉迎之作吗

长期以来，《李白与杜甫》被打上奉迎之作的标记，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此说来源。

话说上世纪70年代末，钱钟书出访美国，遇到阔别40年之久的夏志清。夏当时已是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最有力者，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举将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抬到与鲁迅齐名的地位。夏在《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这样写道：“郭沫若为什么要写贬杜扬李的书(《李白与杜甫》)，我一直觉得很奇怪。钱钟书言，毛泽东读唐诗，最爱‘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反不喜‘人民诗人’杜甫，郭沫若就听从圣旨写了此书。”

也许说者无心，但听者却有意。自此以后，郭沫若此书扬李抑杜是迎合伟人的说法广为流传，且根深蒂固。

然而，据文史专家桑逢康说：“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确凿的过硬的材料，能够直接证明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泽东的旨意。”（见《文学自由谈》2005年第2期《郭沫若人格辩》）

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在最近的一个访谈中也说到此事：“我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偏巧郭老的观点和主席相同，可能使这个问题复杂了。”

郭平英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郭沫若在写《李白与杜甫》之前早已留下言证：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

从以上材料来看，即便钱钟书的说法不是无根之谈，至少也是对郭沫若十分缺乏了解的。所以，今天的读者重温这部著作，首先就是要抛弃这一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