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过头来客观地看待“诈捐门”事件，首先应该厘清是否“诈捐”。“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说: “诈捐”属于恶意欺骗，“章子怡肯定不属于这种情况”，她在戛纳电影节上为汶川地震筹款所具有的“传播效应是不能抹杀的”。事实上，有网站就章子怡“诈捐门”做了“你相信章子怡会诈捐么？”的调查，也有超过60%以上的公众投了“不信”的票。就事实来分析，捐款迟迟没有完全到位，客观因素是因为国外好心人口头答应的一部分善款没有落实到账，而章子怡的管理团队也有疏忽所致，并不是章子怡信口雌黄意欲欺骗公众。因此，定性“诈捐”言过其实。

其次是客观分析事件形成的原因。一个缘起美好的开始，虽然并没有朝着它预想的方向发展，这一切不一定得由美好的缘起负全责。因为，事件最终的结果受到过程中的众多因素影响。如果做善事的结果可能会使自己陷入吃力不讨好、费力又流泪的境地，那么，有善心者在做善事时，就会有更多的犹豫，甚至会退避三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慈善事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力量和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日益增强，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助学、助医等方面都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逐步向支持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领域延伸，一些捐赠项目和重大捐赠活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

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在幼年时期，从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至今，也才不过短短10几年的时间。慈善意识普及率低，公众特别是富裕阶层的参与意识有待增强；有效激励社会捐赠的法规制度亟待完善；慈善组织数量不多，劝募能力不强，行政色彩较浓。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除了加强慈善立法与制度建设，慈善事业这棵“幼苗”也亟需社会公众的包容，以营造鼓励更多的人自愿回报社会的宽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