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前些日子一位年轻的编辑给我打电话说，提醒我留心一下最近报道的武汉大学副教授沈阳披露的“学术论文”买卖情况。这个“产业”在2007年其规模约为1.8亿元，到2009年则近10亿元，规模膨胀5.5倍。编辑的意思可能是想让我写篇文章评论一下这种代写论文风气的荒诞。当时因为忙，只与他聊了一会天，就过去了。这两天稍有空闲，忆及此事，想到这是涉及的是“知识”的买卖，有点类似在我国有悠久历史的代笔，但又与代笔不完全相同，更近于枪手，虽然，卖者并未临场出面捉刀。

记得小的时候，父亲不在北京，要求我给他写信。我才上小学一年级，写不了，就求一位做师爷的(无正式职业，给人家帮忙，官称“师爷”)给我打个底儿，我来抄。信的开端就是“父亲大人万福金安，膝下某敬禀者”云云，我全不解其意，就是抄，师爷就是代笔者。这种代笔由来远矣，普及面也很广，直到上世纪五六十代，邮局门前都有代写书信的小摊，后面往往坐着一位老先生，一笔一划地为顾客服务，遇到不懂书面语言与口语差别的家庭妇女还要耐心地解释。到了“文革”当中，这些信摊还兼代写检查，而且标明“一般检查4角”、“深刻检查6角”、“深刻检查加坦白交代8角”，生意也很红火。按照当时的道理和政策来看，这是不合法的，但因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方。代写书信的老人从合法的代笔转换为不合法的代写检查，其背后是市场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