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明：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很多16岁，17、18、19岁的很小的小孩，他们心智还没有成长，他们就过早地踏入到社会，承担起为我们这个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这个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半小时观察：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很容易被归结到员工个人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总数相比，十个人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当这十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制造业企业残酷的生存法则、社会文化配套上的严重缺失。当下种种现实的矛盾，在富士康这家最典型的代工企业里，找到了理想的滋生环境，悄无声息地积聚了起来，直至在十位员工心中引发了一场核聚变。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助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都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