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美国金门大桥曾是“自杀圣地”,法国埃菲尔铁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饱受自杀者众多的困扰。富士康的“十连跳”有没有互相影响的因素?

张建新:前一两起自杀悲剧发生后,我相信口口相传的舆论可能不仅对自杀者报以同情,甚至可能会认为他们以这种方式唤起了政府和社会对具有相同命运人们的关注,因而许多评价缺乏劝戒。这样的评价有可能促使同一处境的人进行效仿,以这种方式来提高被他人严重打压的自我尊严。获得尊严和体面或许是他们最基本的诉求。

记者:悲剧发生后,富士康请来高僧做法事,并在公司内部建立了发泄室。这样能够解决问题吗?

张建新:我认为,目前一个可行的解决方式,就是向企业派驻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组成第三方专家组。据报道,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已联合组成专题调查组进入富士康。这一调查组不能代替专家团队。专家团队介入后,一方面可安抚自杀者们的诸多年轻同事,另一方可从中立、客观的立场对事件进行科学解读,为富士康也为同类企业,甚至为整个社会,提供一个血的教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公司自己的专家团队或许无法像第三方专家一样,能够客观地分析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系,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记者:自杀有生物学方面的原因,也存在于动物界。但人类的自杀行为是不是更应从心理、社会诸多角度去分析和寻求解决之道?

张建新:自杀当然可以从人的生物属性进行分析,但人的社会属性提醒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各类组织和整个社会的责任。我们说过,人的心理健康受到复杂社会环境的影响。贫富差距的扩大、企业人文关怀的缺失、社会评价体系的偏差、人们价值观的扭曲……当今社会需要我们进行反思的问题很多。比如,这些年来社会对于成功者的评价似乎越来越单一化、越来越量化。成功的成年人该是如何?有钱就是成功吗?对于孩子来说,成功又是什么?分数高就是成功吗?在模糊的评价体系中,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现代化中的平等、公正、和谐,以及遵守整个社会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等,统统放在了价值体系靠后的位置。其实,什么是成功?人的一生中做了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事,把这些事做好,对社会有所贡献,就是成功。

行为遗传学中有个平衡公式,世界上所有的生命现象,包括动物、人类等,在历史的大尺度上存在一个平衡点。在某些时段内生命现象低落,如自杀、疾病、死亡等的情况增多,则说明此一阶段社会规律、而非生物规律在发挥着重大作用。按照这个平衡理论,我国社会当今极端事件似乎多了一些。自杀等现象频繁出现,恐怕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更可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心理比老一代变得脆弱了,但是反过来我们也该问,现在的社会压力是不是比过去也增加了很多?保障人民群众的心理健康,不仅仅是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予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