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加藤君

一年318次采访，一年200多篇文章(其中既有写给FT中文网的，也有《环球时报》的专栏)，加藤嘉一仍然坚持着少年时当运动员养成的每天跑15公里的习惯。

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出差回来，他晚上故意把自己喝多，打算第二天上午采访的时候能慌乱一些，本我一些，常态一些，结果他仍然是早上6点钟就起床，看了一会儿书，把自己拾掇得得体前来赴约。

他也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累，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他既然不“控”中国，那他到底“控”的是什么，才给了他动力？他是个“牺牲控”吧。加藤嘉一是个喜欢走弯路的人，短短的距离也要选择最弯曲的路径，一定要触摸到社会最曲折、隐蔽、藏污纳垢的拐角处才罢休。他观察周围的年轻人，总觉得“他们走的弯路不够多”。这不仅仅是对一种中国青年惰性与取巧的抱怨，而且是两者生命强度的截然差距。

他身上有着武士道的精神。日本武士道的经典《叶隐闻书》里有名言：“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死是彻底的生，以天下国家为出发点，而非目的。”而加藤嘉一说：“我不在乎自尊，自尊值多少钱？牺牲才是一种美德，我需要靠牺牲，来提醒和感觉自己是活着。”

牺牲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从最实际的角度来说，虽然加藤嘉一不被日本某些主流知识分子认可，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只在乎两种人的看法和意见：一个最高的决策层，另一个是白纸一样的青少年。只有这两者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人。

而加藤嘉一早早地就把自己定位为很多很多年之后，会被历史还原和澄清的那一类人。“比如李鸿章、孙中山……不，还是李鸿章。”是的，相对于孙中山，李鸿章受到的曲解更强也更持久。虽然，加藤嘉一不否认多年后，他也许会从政，但至少今天他仍是个牺牲控——他说，“我要放弃自尊，保护人跨越时空的、本质的、真理的东西”。 (文/蒋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