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的反日游行

早在20世纪初，宇野哲人等4个崇拜中国文化的日本汉学家来到中国，所见所闻，并不是遣唐使带回来的辉煌壁画般的记忆，也不是怀金悼玉的《红楼梦》里的醉生梦死，而是被眼前“政府威力不足信，警察制度几无，盗走横行”的社会景象所震撼。宇野回国后写成的《中国文明记》，唏嘘不断，更是体现出现实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间的落差，以及其引发的张力。

再早到清朝咸丰年间，日本一些学者也组了团到北京旅游观光，到了北京，看到大清帝国的脏乱，垃圾堆着城墙，深受打击，回国之后要么不弄汉学，要么干脆自杀。

如果说，这些日本汉学家批评的目光，是源于“爱之深、憾之切”的咬牙切齿，是出于“中国控”坠入深渊般的幻灭感，那么与他们相比，加藤嘉一也许只能算“贵国的陌生人”。

这种陌生感和距离感是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的，要成为所谓“间谍”很容易，要成为中国的自己人被迅速纳入所谓“大国”气场更容易，但是加藤嘉一选择了一种费力的方式，来维持他和中国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维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尤其对频频往返于中日——这“温差”巨大的两国之间。加藤嘉一说：“我出生于80年代中期，那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崩溃，我在日本从来没有听过、看过好消息，看到的都是坏消息。这是我的前18年，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后来我来北京，看到的是膨胀的，崛起的，无序的，混乱的中国……这样的两个极端。”

在这样的两种易燃易爆的情绪化中，加藤嘉一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第三眼”：独立和理性。他来中国的第二年，就参加了2005年4月9日“抗议日本通过有争议的教科书”、“反对日本申请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潜伏在北大清华大学生的队伍中，静静观察，后来把观察所得写成了一篇稿子发往日本。

这篇稿子最终没有被登出，原因并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太过偏激而被“和谐”，反而是因为太过中立、太过理性，与日本官方急需一些情绪化的、能激发燃点的论调格格不入。从那个时候开始，加藤嘉一意识到他暂时无法实现自己做一个外交家的初衷，因为他无法背叛自己独立局外的判断，而去做意识形态的代言者。

加藤嘉一质疑了一个我们都不敢质疑的概念——“爱国”。对他来说，振臂高呼，口口声声说自己爱国的人，恰恰是最功利的。

“那你岂不是很拧巴？”我问加藤嘉一，其实我本来想问的是，“那你岂不是很委屈？”在中国，加藤嘉一总是被愤青们以“你TMD一个日本人……”谩骂；在日本，加藤却被主流学者们视为一个无药可救、被赤化的亲华派。当加藤嘉一不断以活跃的发言试探两国底线的时候，难以逃避的是两面受夹击的命运。

“中国通”的加藤嘉一没听过“拧巴”这个词，我想了想，说：“拧巴就是痛苦地和自己的拉锯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