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清楚在这位记者眼中，“血汗工厂”应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略了报道中呈现出的那些员工总是要求加班，员工之间“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以及“人几乎被机器劫持”、“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的情形？这难道可以成为否决富士康作为“血汗工厂”的条件？我注意到报道无数次地援引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一些关于自杀的论述，但为什么却也放过了涂尔干的另外一个判断，那就是“高自杀率伴随着过度的个人自由和过度的控制”。

报道拿无数的打工者涌入，以及工厂的“井井有条”来作为证词，倒让我想起秦晖先生《“血汗工厂”辨析》一文来。他说，有一种对“血汗工厂”的辩护是，“你说是血汗工厂，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呢！”但仅仅这么说，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因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在西方自由雇佣制度的范围内的。进而指出，“血汗工厂”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恰恰是与 “科学的企业管理”经常并存。当时著名的科学管理成就，如福特制、泰罗制和流水线作业，以及高激励性的计件工资制度，都是人们最常提到的“血汗工厂”事例。这一切跟富士康的情形到底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在秦晖的考证中，有无自治工会才是判断“血汗工厂”的硬指标。而作为一种事实，是在“六连跳”之后，富士康相关负责人也不得不承认，工会的救助系统推广的力度还不够。此次报道中富士康行政总经理李金明也表示，“不管是正式组织，比如工会，还是非正式组织，比如老乡会、同学会，普通员工都找不到，所以压力大，却无法舒缓。”这已是一个庞大而无法舒展的机器，一大群压抑而不得自由的灵魂。

或许，我们仍无法揭开富士康“八连跳”之后真正的谜底，并为此开出一道可以药到病除的良方，但我们至少可以做到，不去有意或无意地做一些有悖于常识与良知的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