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可否认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所带来的一些积极的社会变革，它砸碎了一些不必要的性禁忌与枷锁，在很多方面有利于健康人性的舒展。但性解放运动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也使得人们再次反思传统和禁忌的价值。性，绝不像握手那样简单。那些简单认为性解放失去的只是锁链的人们，收获的反而是更多的痛苦。

据统计，1960年之后的三十年，社会文化有如此改变：暴力罪案增加了560%；私生子多了不只400%；离婚率增加四倍；生活于单亲家庭的孩子的比率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杀率增加超过2倍。1962年度离婚家庭约41万，1970年升到70. 8万，1978年达1l3万。美国社会为性解放运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976年，卡特在竞选中反复承诺，他的政府一定要把重建家庭问题置于最优先地位。“美国家庭出了毛病”—这是吉米·卡特对性解放导致家庭危机的概括。入主白宫后，卡特曾五次召开专门会议，商讨制定新的家庭政策。

1984年，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性解放走入死胡同》一文，指出，“审慎和责任感是80年代的格言”，反思了性解放运动的问题。法国《费加罗杂志》发表了《新的性道德：恢复忠实》一文，指出：“不负责任的婚姻时代已经过去”。 关注家庭的健全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识。联合国将1994年确定为“国际家庭年”，呼吁重视传统以及家庭的价值。

实际上，60年代的那场性解放运动，只是人类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乌托邦运动中的一次。在人类历史上，性放纵风潮其实并不新鲜。美国社会学泰斗索罗金这样概括：在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蒙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后期，以及埃及古王朝、中王朝和托勒密王时代。历史反复上演：一旦整个社会放松对性的约束，则在三代之内，文化便会没落下去。

6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附近由一群嬉皮士创办了“群居公社”，群居男女随便发生关系，生了孩子不知道父亲是谁，他们就由一个委员会来抚养。此后，全美各地陆续建立的“公社”和“群居村”多达三千个左右。但这种公社很快穷途末路，纷纷解散。

这些“解放”运动失败的原因很简单：性并不是握手、做运动那么简单，高潮并不是性的惟一意义，我们无法对那些关于性的复杂而深刻的人类情绪装聋作哑。这几乎是由人的本质天然决定的。

人类历史上的主流文明对性的规范与禁忌也不都是故作正派的假道学、强行压抑、或双重的标准。道德习俗之所以得以积累和流传，就在于遵守道德律令，反而能带来真正的长久、快乐的性满足，减少试验性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