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失衡下的“蜗居”

《财经国家周刊》调查显示：目前北京市“租民”居住的社区类型仅29.3%是商品房小区，其余大部分居住在城中村、房改房和老旧街区，三者合计占48.1%；对房东的调查数据则显示，出租屋房龄在10年以上的，约占46%。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对本刊记者表示：“中国住房环境质量飞快提高，但大多数租房者只能租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房子，让人们在观念上认为租房的生活质量差，不如买房。”

此外，近年来房屋租赁市场中突出的“合租”、“群租”现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财经国家周刊》的网络调查显示，7224名问卷填写者中，选择两户及以上合租一套房的租客占43%。

“群租”的一个极端案例是，北京市海淀区世纪城小区内，一套160多平方米的三室两厅被隔成12间小屋，租给20多人。“连厨房都住了人，卫生间不堪重负，下水管堵头脱落，污水外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房地产处处长文林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美国，对群租现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住宅内只有卧室可以住人，而且几平方米住几个人都有严格规定。”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还没有针对“群租”问题的管理条例；上海市则在2004年出台过此方面的限令，当年颁布的《上海市房屋租赁管理实施办法》对于人均居住面积作了“不得少于7平方米”的规定，这被视为“变相禁止群租”。但供求结构的失衡，却让上海群租现象有增无减。

上海市普陀区的中远两湾城是群租者的乐园。陆英丽说，这里的隔断房相当便宜，“在800元到1500元之间，而没有分割的最少在1800元左右。而且主要是老房子，和两湾城也没法比”。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绿城同样如此。

群租被视为租赁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安全以及扰民等隐患也困扰着地方政府。但杨红旭认为，供应结构失调是导致群租泛滥的根本原因，“这需要政府去引导，比如发展公共租赁房。”

杨红旭所说的租房市场“供应结构”的问题，突出地体现在人们对北京唐家岭现象的关注上。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考察北京最大的大学生租居部落唐家岭，对“蚁族”窘困的居住现状黯然落泪。唐家岭由此成为全国媒体聚焦的焦点。

事隔一个月，《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再赴唐家岭采访时发现，当地道路两旁已插满了鲜红的旗帜和标语，极力告诉外界这里的现状将得到“彻底改善”，未来将集中建设10万平方米公共租赁房，让当地农民上楼，让“蚁族”们住得更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