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考察中发现，要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多种经营，还要帮助山区人民学习掌握生产技术。“如人家怕鸡瘟、猪瘟，又没有办法；想种香蕉，又不懂怎么种；种柑橘的技术要求更高了。”他说，“我在四川当了两年半区党委书记，种了十几棵柑橘，每一棵都生虫子。柑橘不是人人都会种的。烧砖也不容易。所以，我主张搞那么一批人去帮助他们。我们把技术看复杂了，把能工巧匠的作用看简单了，有些人的猪、鸡就喂得好，有些人就喂不好。一种、二养、三采、四加工，这种产前产后的技术作用要重视，能工巧匠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科学技术人员下农村、进山区，还要倡导和组织人才和技术的交流。

西部建设和开发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交通。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建设和经济发展，国家投入大笔资金修了一些铁路，但西北、西南地域广阔，加之建设标准偏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要。胡耀邦在同当地干部讨论时认为：铁路建设的投资大、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在今后有计划地修建铁路的同时，还要想一想水路、公路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西南地区，有长江水系，充分利用起来等于多少条铁路啊！再就是修公路，尤其是中距离的(3万～4万公里)，大吨位的(一辆载重15～20吨)，宽路面的(12～16米)，很快便可以获得很大效益。他同当地干部算了账：这样的公路，一年运量可达二三百万吨(而黔桂铁路一年的运量也只搞到350万吨)。一公里公路的造价比铁路要便宜好几倍，可以动用民工干，增加就业人数，而且来得快，又可以带动汽车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可以带动周围的老百姓富裕起来。因为老百姓的马车、推车、自行车等各种交通工具都可以利用公路，沿线广大地区的经济便可以活跃起来。

这个主张，胡耀邦后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作了阐述，并提出：西南的煤主要在贵州，可以考虑贵州到广西搞三条公路，到四川也搞三条公路，南面三条北面三条。或者先在南面、北面各搞一条。交通运输问题一解决，其他问题就活了，电也好办了，上别的也好办了，局面就会大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