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得分情况看,所谓应对能力,评价标准不是事件本身的“大小”,而是地方政府能否坦诚应对、及时反应,是否有公开透明、依法处理的诚意。得分垫底的安顺枪击事件、山西疫苗事件,虽然也都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所谓“信息公开”的形式。但发布内容闪烁其词,甚至前后矛盾,令事件发展一波三折,引起更大的混乱,因此被判定为严重失当。相反,这次新加入的“网络问政实践”的典型,是常州市环保局,针对网友指名道姓的批评,不是勃然大怒,甚至“跨省追捕”,而是给发帖者颁发“网络监督奖”,鲜明的对比,反应的是对待批评截然不同的姿态和应对方式。

因此,这样的榜单,最应该“发送”的对象,不是网民,也不是媒体,而应该是作为“考评”对象的地方政府。不管是否“上榜”,这都是地方应对网络舆情的一面镜子。当然,地方政府需要从中学习的,不仅是一些网络应对技巧,更应充分认识到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对于维护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形象的重要性。在网络问政渐成趋势的形势下,这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必然要求,目前,已有地方将及时应对网络监督纳入了官员考核和问责范围。

此外,舆情监测室一位分析师说得好,“事后应对永远是第二位的,事件的发生才是第一位的”。只有依法行政、信息透明成为一种自觉,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表达权,才是从根本上提高“应对能力”。 丁永勋(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