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发表文章说，贪官博物馆建成后，肯定会出名，因为“物以稀为贵”。但是，贪官，傻官们不可能去凑热闹吧？假若一个官员，作奸犯科，是潜伏中的贪官，那么，他会自己主动去“贪官博物馆”惊醒自己吗？因为参观了一个博物馆，而改变自己的所作所为，这种概率恐怕比中五百万还低。退一步讲，参观博物馆，还不如组织官员们参观班房，看看贪官忏悔录像。贪官不会来参观博物馆，凡是来的基本是清一色的普通群众。他们无权无势，来了也仅是让他们开开眼界，加深对贪官的痛恨，然后，骂两句“活该”“罪有应得”之类的毫无作用的气话。博物馆的贪官再多，赃物再齐全，所谓的警示意义也不过如此。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官员始终是少数，博物馆的“财神爷”是广大的群众。显然，这是利用群众对贪官的义愤赚钱。

《西安晚报》载文认为，建“贪官博物馆”不如建“廉官博物馆”。乍一听，建“贪官博物馆”是个不错的主意。一方面意味着把贪官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遗臭万年；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直观的现场教育，警示为官者廉洁从政。然而，道理未必像樊建川想象得那么天真。与其建“贪官博物馆”倒不如建个“廉官博物馆”。近年来，各级纪委举办的贪官展览并不少，为何贪官们还依然前赴后继？实事求是地说，根子就在于对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社会廉洁的文化土壤十分贫瘠。

《扬子晚报》刊文表示，客观地说，想靠一个“贪官博物馆”来反腐败，确实只是一厢情愿。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一个“贪官博物馆”，是否就意味着建设“贪官博物馆”是多余的呢？其实，反腐败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从根本上说需要法律的完善、制度的建设以及法律制度的坚定落实。但是同时，它也需要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需要一个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就像我们总在提倡的群众监督一样，不就是在营造一种反腐倡廉的社会大环境吗？那么，有人要建设一座同样旨在展示腐败之丑、弘扬正气之风的“贪官博物馆”，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