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官员瞄准了监管上的“软肋”——督促上的不够，处理时的不严。平时收个千儿八百，也算受贿，轻则丢官罢职，重则遭受牢狱之灾。但收礼金的“性质”则不同，收得再多，也不过是个党风廉政问题，要么上级通报批评，面子上当时不好看，要么组织调整，过了风头照样异地为官。

远的不说，前不久为嫁女摆豪宴110桌的深圳机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胜强，尽管招来了舆论的“口诛笔伐”，也只是受到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此番代明胜的“事迹”见诸媒体后，其上级一方面以“重庆盐务局属于企业局”、代明胜“并非国家公务员”为其开脱，另一方面也仅是对其“进行批评”而已。在后处理上如此不痛不痒，又怎能“以儆效尤”？

窃以为，面对“74桌嫁女酒宴”，不能再把“严禁”、“不准”当作口号来喊喊了，而是要正视其背后的权力寻租，及时修补法律漏洞，推行财产公示制，变“下不为例”为“现不为例”，顺藤摸瓜，让“高压线”真正带上“高压电”。不如此，类似的“豪华”、“准豪华”婚宴还会频频上演。高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