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犯罪分子的亲友，是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的亲友之外，另一群直接承担痛苦的人。毕竟，面对亲人成为罪人，面对亲人一手制造的死难，他们内心所受的煎熬、羞愧与懊悔，无直接关联者恐怕难以想象。因此，在一些国家，会把犯罪者的亲属作为安慰的对象。不妨看看曾经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1991年，一名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名中国留学生，惨案惊动了中美两国。但更让人震撼的是，惨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被枪杀的副校长安·柯莱瑞的家人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件，信中写道：“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同样，在2007年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留学生赵承熙射杀了32名师生然后饮弹自尽，他和他的家长也得到了众多陌生人的宽容与安慰。

这种宽容与安慰，并非滥施同情，凸显的恰恰是文明社会的高贵之所在，也更加反衬出犯罪分子多么反社会、反人性。这也显示出文明社会的自信──文明，始终是比野蛮、残暴强大得多的力量。

总之，面对惨案，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重要的是努力去愈合那些被伤害者的伤口，而这些受伤的人不仅包括学生家长，也包括郑民生的家人。如果我们在理解死伤者家属悲痛的同时，也能够用爱化解仇恨，用宽容消除株连，用悲悯克制滥施报复的冲动，才更有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才更能让文明、人性的力量压倒野蛮与兽性。（易艳刚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