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阈：在“世界”背景下观照中国固有学问及国学学科

【校长论点回顾】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纪宝成

当历史成为世界史，且在全球化趋势日渐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肇建国学学科，是该固守本土学术立场，还是该在“世界”背景下拓新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文化的保守与激进这两种价值取向，如何在国学学科的动态发展中达到平衡？我们又能从前人的国学实践中继承些什么？

在杨国荣看来，对于国学学科，除了从中国文化的维度进行观察和定位外，还可以有更广的视域。他说，我们应超越地域性的、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看待这个世界本身。从以往的历史衍化来看，中、西文化在存在境域以及文化传统上都有自身的限定，这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往往在相关的思想和观念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们则开始走向同一个世界，后者也要求我们在世界的视域之下，展开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与此同时，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自我更新发展的权利，同样应当予以承认。未来文化、学术的发展，应当在以上二个方面的互动中展开。

讨论国学总无法绕开近现代的国学实践和那些国学大师，于今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也能从中获得诸多启示。晁福林说，从王国维到郭沫若，他们对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但仅凭于此并不能成为国学大师。他们所处的时代由于清代乾嘉之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所以国学底子深厚的还大有人在，但他们为何没有超越王国维等人？这是因为王国维等人吸取了西学的许多精华，从新的视角、新的观念来分析中国固有的材料，比如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郭沫若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中采取新的观念，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很多国学底蕴深厚的学问家所没有做到的。简而言之，这些国学大师的出现是国学和西学相结合的结果。同样，现在的国学发展和国学学科建设仍然需要国学和西学的结合。

边界：国学学科对学术发展意义重要，但文史哲依然有存在必要

【校长论点回顾】文史哲是西方的学科框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搬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能完全装进去，削足适履之弊早已屡见不鲜。……比如说《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纪宝成

国学学科的进入，将为目前“分疆而治”的人文学科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融汇的契机。但是也会碰到另一面的问题：国学学科建立后与血缘相亲的文史哲学科各自的边界该如何厘定？如何辩证看待国学学科的“博通”和文史哲学科的“专深”，进而使它们各归其位、各展所长？

杨国荣认为，国学与近代以后形成的学科之间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泾渭分明，其实，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早已蕴含文史哲等现代学科的基因。杨国荣举例说，以文献而言——早期的《诗经》中有涉及不同学科的具体内容，然而，从它的主要的归属来看，我们还是可以更多地将其理解为文学作品；至于《庄子》，它具有诗化的特点，并相应地包含文学的内容，但在思想史中，我们一般仍首先将其视为道家一系的哲学文献。以历史人物而言——屈原有深刻的哲学意识，但从文化史上看，他更多地被看作是文学家；其他人物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一套哲学观念，但又有历史学方面的成就，不过，从总的方面来看，我们仍将其视为历史学家。“这里，似乎可以对形式意义上的学科与实质意义上的学科作一区分：在形式的层面，中国古代固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现代学科分类，但在实质的层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学科区分。”

杨国荣表示，从对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来看，每一学科都是具体的知识领域。知识以经验世界的某一方面或层面为对象，从存在形态说，世界本身分化为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过程，要对这些不同方面、过程、对象进行理解和把握，就要求不同学科分别地具有各自的对象和领域，这种具有特定指向的学科之形成，显然有助于深化对世界的理解。在此意义上，学科的分化无疑有其历史性的理由，不能因为学科的过于分化所导致的一些问题，便简单、笼统地否定学科分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当然，仅仅停留于或囿于某一学科之内也有其局限，正如前面所谈到的，国学具有学科性与跨越学科的双重品格，与之相应，从事国学的研究，无疑也有助于克服仅仅囿于某一学科的研究趋向。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普遍认为，既要承认国学学科对于学术思想发展的意义，同时也要注意，国学学科并无法完全替代文史哲等现有学科，现代学科以其成形的考察范围、研究进路和学术理念，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晁福林说，以历史学科为例，仅其中的世界史方向就是国学学科力不能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