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1月16日报道，1月9日下午，一位八旬老人突然倒在杭州南宋御街街头。路人纷纷伸出援手，有保安上前询问，有人帮忙拨打救助电话，有附近商铺店员递出羽绒服给老人保暖，但是谁也没有上前扶起老人。“当时有一位店老板想扶老人进店里暖一暖，旁边一个中年妇女竟‘义愤填膺’地劝他不要多管闲事。”

八旬老人摔倒街头，扶还是不扶？几天来成为一个舆论热点。在腾讯网的网络投票中，近13万名网友中只有0.4%的网友选择了“肯定应该扶”，认为这是起码的公德，其他网友则选择了“绝对不扶或者是理性判断后再做决定”。不仅如此，人们对“别去扶他，当心赖上你，到时后悔都来不及了”的善意提醒，也给予默许，“不敢扶”成了几乎一致的理由。

不少人将此事与郑州“李凯强案”、南京“彭宇案”联系起来。这两起案件虽然存在一些事实争议，但法院都判决扶人者承担赔偿责任。有人据此认为，正是法院判决扶人者承担赔偿责任，才导致了八旬老人摔倒后无人敢扶的后果，甚至有人提出法院对彭宇的一审判决让社会道德倒退了30年。

应该说，类似事件、类似议论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值得认真反思。

其一，某些社会制度的不尽完善有可能损害社会的传统美德。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念，八旬老人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摔倒，都应该得到帮助，扶起老人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和社会救助义务。然而，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相关完善的社会救助制度，对于由此可能产生的医药费负担没有明确的责任主体。当官司打到法院，法院的选择只有一个，即必须找出责任主体。而由于种种原因，某些纠纷难以确定责任主体，于是出现了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做好事却被要求承担赔偿责任的尴尬。

试想，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无侵害主体下的社会救助机制，明确了医药费的分担机制，那么，伤者为了保证医药费的着落而有意“讹人”的事件通常极少会发生。相应的，救人者也就没有多少心理担忧，也就不会出现八旬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现象。

其二，不能忽视解疑释惑工作，尤其是，当某些判决结果和社会期待差异大的时候，更当如此。无论是郑州二七区法院，还是南京鼓楼区法院，其判决都给出了立足公平原则的理由，即法律明确的无过错损害赔偿原则。这一点并无不妥，但遗憾的是，法院的判决过程和说理不足，往往没有让社会各界明白，公平原则是法律规定的判决理由，它适用于什么情况、当事人责任无法分清的事实等影响判决的情节。在舆论对其判决有种种质疑声之后，我们也没有从正规渠道听到法院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而这样的解释本可以很好地澄清公众当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对此，相关方面应该总结一下，比如，对于这类存在事实瑕疵，容易引发社会不同评价的案件，法院在作出公正判决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给公众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其三，对于社会伦理层面存在争议的事件，公众舆论应给予理性引导，而不是情绪化地为某一方当事人喊冤。即使如“彭宇案”等，社会舆论如果认为法院的判决不当，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或拿出相应的法条，而不应简单地上升到道德层面，自以为站在了某种道德高地。媒体的报道要基于这样一种克制，即法院的判决是基于无法分清责任主体，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来分清双方责任的前提下，并不排除救人者确实有一定责任的情形。对于此类关切道德的社会事件，舆论不可忽视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法律与道德是并不重合的两个圆。(郭振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