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如何“规避风险”？

“如何证明自己是救人、不是伤人”这一命题，近年来多次引发舆论热议。

２００６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中，自称“好心扶起老人反被诬”的被告彭宇，在一审中被法院裁定承担４０％的损失，补偿原告４万多元。此事经报道后，全国陆续发生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情况，甚至出现了摔倒的老人面对迟疑的乘客喊“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跟你们没有关系”央求大家帮一把的事件。

在杭州参与救助老人的“蟋蟀”坦言，如果周围没有其他目击者，自己在救与不救的问题上肯定会犹豫，毕竟这类事情已经接连发生了好几起，“但我还是想去救人，一些个案不能让我们丢掉助人的传统。”

不少人士认为，没有法律作保障，提高社会道德感都是空谈。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根本办法，是为施救之行夯实法律基础，以健全的法律法规保护行善者的基本权益。

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傅立群表示，施救者应当在救人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而最好的自我保护，是找来路人作证或者自行取证。“如果没有证据可对照，即使有法可依，同样难辨是非。”傅立群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杨建华认为，之前几起“惩罚式判例”，是对人本身存在的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优秀传统的否定。“在救与不救之间的徘徊，实际上是人们在人心向善和道德风险中陷入了迷惘。”杨建华说。

杨建华表示，有人摔倒了扶一把，这原本应是十分自然的反应，现在却要先找好人证、物证才敢做，这是社会道德底线降低所造成的。“从根源上看，见义勇为的社会风险体现的仍然是社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向原本的道德体系回归。”杨建华建议，政府部门和民间机构可以从软性制度上来纠正社会道德评价，通过严惩讹诈、褒奖行善来倡导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