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任继愈、季羡林、贝时璋、钱学森等四位学界宗师相继辞世。痛惜之余，“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社会深切的反思：学校要创新教育理念，努力创造鼓励学生质疑和创新的氛围；教育主管部门要改革以升学率为核心的学校评价机制，等等。

笔者以为，目前我国自己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数量偏少，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教育不公平。教育公平不但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培养杰出人才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学前教育方面，公办幼儿园数量相当有限，一个地区有机会接受较好学前教育的孩子不多；义务教育方面，在硬件设施、生均教育经费、师资力量和教师待遇等方面，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同一地区的校际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重点校”制度事实上依然存在。比如，2008年《国家教育督导报告》指出，2006年，在中西部9个省（自治区），3万多所农村小学的班师比平均仅为1∶1.3，远低于全国小学1∶1.9的平均配置水平。高等教育方面，部属重点大学在所在城市的招生比例长期畸高，广大农村优秀子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偏低。

杰出人才的诞生离不开主观努力，也离不开良好的外部教育条件。所谓“教育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说的就是教育条件对成才的重要性。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导致一些在科学、艺术等领域很有发展潜质的孩子，由于其身处的教育环境不佳，可能从学前阶段开始，就一路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它是一个人一生教育的基础，如果这一阶段因教育条件受限而没有打好底子，将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其日后的发展。他们中的极少数人虽然经过自身艰苦努力，加上难得的机遇，成为杰出人才，但绝大多数人因其潜能没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开发，失去了本可以作出更大贡献的可能。

一个国家的人才结构通常呈金字塔形。塔基是大量的普通人才，中间是一定数量的中端人才，塔顶是少量的杰出人才。人才的生成具有累积效应，杰出人才的生成数量取决于整个人才队伍的基数，即塔基越宽，往上各个层次的人才数量就越多，塔尖也越高。只有大面积地提升落后地区、同一地区落后学校的教育条件，创造一个普通人才能大量涌现的环境，杰出人才的诞生才会拥有一个丰厚肥沃的土壤。

出现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有各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因素，也有政府部门教育政策失当的制度性因素。所以，面对“钱学森之问”，不但学校要反思，政府部门也要反思如何改变传统的以城市为中心配置教育资源、依据城市孩子的情况制定教学大纲和其他政策的做法，更多地向欠账较多的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城区的薄弱环节配置教育资源，制定有利于他们的方针政策，努力扩大教育机会，缩小教育条件的差距，积极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要确保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均衡、高质量，力争让每一名在某一方面有潜力的孩子都有机会脱颖而出。（黄琳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