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流的意见显然来自法律界。法律人认为，我国酒后驾驶之所以严重且屡禁不止，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以普通的交通肇事罪来处罚，一方面对那些酒后驾驶但未形成实际危害后果的司机无法处罚，另一方面，一旦形成严重危害，又显过轻；如果用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罚，对司机则有失公平，因为和那些以爆炸、决水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相比，酒后驾驶肇事者的主观故意还是要轻很多。于是法律人提出，在中国可以设立危险驾驶罪：只要某人的驾驶行为形成了对公共安全的现实危险——比如多次酒后驾驶或醉酒驾驶，或者超高速驾驶，或者故意驾驶不符合安全性能指标的车辆，即便没有实际肇事，也可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的确是个不错的主意，可有哲言云：“法律的威严来自于人们内心的信仰。”在一个将危险驾驶行为崇尚为英雄壮举的社会，我们难以真正期待“危险驾驶罪”能走入更多人的内心并形成他们的法律信仰。如果，一方面少数人主张以严刑峻法打击酒后驾驶，另一方面却有多数人还在为酒后驾驶喝彩，这岂不是全社会的尴尬？

酒后驾驶在中国的“民意基础”，让我想到了人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的历程，远古时代，人们以树叶遮体甚至一丝不挂，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到了衣食文明的今天，如果还有谁裸奔于市井，即便有公安局长表态说不干预，恐怕也是很丢人的事情。由是可见，对于酒后驾驶这种看似壮举实则野蛮的行为，我们除了法律，更需要观念上的更新。诚然，一种观念的更新有其历史过程，但公众人物、社会领导者的垂范，能够极大地促进这一过程的加速。（陈杰人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