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将危险驾驶行为崇尚为英雄壮举的社会，我们难以真正期待“危险驾驶罪”能走入更多人的内心并形成为他们的法律信仰。

上周末，笔者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偶遇某市一位公安局副局长，酒酣耳热之际，这位副局长拍着胸脯对座上人说：“兄弟我没啥大能耐，各位要是看得起，到我的地盘上做客，尽管放心HAPPY，保您无事。”这位仁兄可能还嫌诚意不够，末了又加上一句：“要是酒后开车被截了，也没事。”这番表态，引得众宾客满堂喝彩。从人情世故的角度去想，这位局长的话很实在，他作为一方治安的维护者，“摆平”一些小的矛盾纠纷，甚至法外开恩对某些小的违法乱纪行为网开一面，真的是举手之劳。

事后我稍加了解便知，其实从去年8月15日公安部在全国开展整治酒后驾车的专项运动以来，那位副局长工作非常认真，他不仅周密部署全市交警查处当地的酒后驾驶行为，甚至多次亲自带队夜间巡查，将不少酒驾者送进了拘留所。一个查处酒后驾车如此认真的公安局负责人，为什么在工作场所和私生活场所对待酒驾的态度如此迥异呢？也许有的人会批评这位局长“没原则”，但在我看来，这位局长其实为人很“真”，他在酒驾问题上的“双面性”，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与制度冲突的真实写照。如果不以系统的办法解决这个冲突，光靠严刑峻法或者运动式执法，难以彻底根治酒后驾驶。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1月7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副局长刘钊在人民网接受访谈时表示，从去年8月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行政拘留3.8万人次，受此影响，全国因酒后驾驶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32.7%、36.6%。这是运动式执法成绩的一个方面，它的确凝聚了全国公安干警的辛勤劳动，更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拥护与支持。但问题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运动式执法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久，即便有成都孙伟铭案等酒后驾驶严重肇事者被一审判死刑的案例，也难以真正震慑广大司机。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用什么办法来根治酒后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