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越来越健全而道德水准出现下滑时，其实道德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增加法治的成本——

南京市民刘先生在新街口地铁站捡到一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不过有失主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为表清白，刘先生请来4位市民作证，证明他捡到钱包时，里面就没有钱，然后打了110报警。（1月4日《扬子晚报》）

从“彭宇案”之后摔倒的老人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与你们无关”，到“卖豆饼老太捡钱成被告”，两小伙路见钞票不敢捡而冒雨等候警察，再到现在的找人证明钱包没钱才敢报警，人们在助人为乐时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理性的一面，尽管，其中不乏让人哭笑不得的成份。在网络上，许多人也很推崇这种理性，认为这是善于保护自己的成熟表现。大约，这也算是“彭宇案”之类事件的所谓积极意义吧。

“理性”究竟是利还是弊，不在此讨论。不过，我们固然可以为“理性”叫好，但不应该忽视这种“理性”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仍以原新闻为例，本来，刘先生捡到了钱包，最简单最便捷的处理方式就是尽快报警，可因为担心遭人讹诈，他先后找来4位证人，然后才敢报警。显然，耽误了自己的时间，也占用了大家的时间，而在这个找人作证的过程中，还需要多少劝说工作，我们不得而知。所有这些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正是这起事件也许本可以免去的成本投入。

时间和精力的投入还只是表面成本，“理性助人”事件的不断出现，事实上和导致“理性”出现的“彭宇案们”一道，不断刺激和巩固着人们的思维意识，那就是不能轻易地助人为乐，而需要更多理性。然而，理性向前多走一步，往往就变成了冷漠，最后的结果，就是社会风气趋于冷漠，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等现象自然出现，让社会的良性运行增添了更多更厚重的成本。每当有见死不救出现，每到有生命的代价付出时，我们总会愤怒于社会的冷漠，可是形成冷漠是一日之功吗？造成巨大冷漠的难道没有平时专家们常常呼吁理性的一份“功劳”吗？

在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不可否认，更强调规则于社会的根本作用力。可是规则并不只限于法律法规、制度条例，尽管其可能是规则的主体，陌生人社会并非完全拒绝道德约束。当法律越来越健全而道德水准出现下滑时，其实道德问题也可能转化为法律问题，增加法治的成本。“彭宇案”、“豆饼老太”最终都上升为法律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而这，其实也是变相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是我们儿时曾唱过的歌。而今，在“理性助人”的思路下，是否它也要变更为“常回家看看”版本呢？——找好证人，写好证词，拿着硬币，再交给警察——这究竟是社会之幸，还是社会之耻？（刘楚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