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文轩说过：“难道仅思想一维就能判断作品高下了吗？艺术呢？形式呢？姑且抛开形式不论，一部好的作品，其维度也不当是一项，还有审美之维、情感之维等等——难道这些维度其价值就一定比思想之维低吗？就布鲁姆所指认的‘正典’来看，那些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大师们之所以是大师，就在于他们能将各种维度均衡地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思想之维的过分强调，容易造成文学综合维度的失衡。

文学创作不能不和现时代发生关系，但是，只要文学是要追求不单一的人世情态所潜隐着的内容——人心的繁富、追忆的驳杂、情感的丰饶、人性的幽深等等——它就很容易不那么被驯服，并必然和自己所处的时代情境和精神流向之间构成或隐或显的紧张关系。老现实主义注重表达被刺激的人成为被物欲金钱所奴化的异化之物的命运，我们今天的新人文因素，借助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对现时的质询或许可以从永长不变的人世间的魅性和人心的魅性找寻中来体现，但是，更多的已有创作现象则是以写实的饱胀反照文化精神的脉象的虚弱。呈现、想象、回忆和感受，与现世给定的秩序及表征发生质询和逆反的关联，构成文学写作内在的或者形象与故事背后的动力，对现实的精神参与也就自然包含其中。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历史的急匆匆往前奔跑的脚步相比，精神漫游的愉悦与生命沉潜的哀乐等等的书写，像是有所克制的悠缓平静的洄游。

文学的人文性思想力度正是通过人心的撕裂感和对内心隐秘的充分挖掘来实现的，对于具体的人和广大的人类而言，相比于对“历史车轮”的摹画，对不可清晰把握的浩茫心事的精微勾勒和细致揣摩，更能体现永恒的意义。而这一切，都归为最简单的东西，即人与人的人文境遇，不外乎时间/成长、空间/境遇、生活意义/生命价值等等，于此，“生”、“死”、“爱”，这些其实是恒常的而不是日新月异的主题，便自然而然地而不是孤立地包藏在文学思想中。

文学的最终指向，便是通过作为人存在的境况和质量的多维探索，实现健全的人性化生存，从而让人在心中对真、善、美保有诚意。我们常见的是，将终极诉求任意放逐，把过程性的堆积当成结果——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特质。

所谓“思想”，大都是古已有之的与健全人性的建构相关联的人类通识，尤其在文学领域里，我们需要谨慎地对待思想性的界域，尤其是要更加谨慎地谈论思想的创新，我们从阅读经验与思考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真有所创新，也往往只是对已在的思想的形式、思想某一侧面的呈现形态，我们能够以艺术的敏感予以独到的表达。

既然是从文学范畴呼唤思想性，无疑思想性寓于文学性之中。我们所要的思想，是文学的，而不是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和政治学的，是文学性前提下的思想，是文学形态的思想。历史告诉我们，“思想性”一旦作为工具论的借口，文学将出现可怕的贫白。这一点在今天尤其需要我们注意。不然，概念化、主题先行、片面突出现时性思想而忽略整体艺术品性和丧失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倾向，这些曾严重妨碍新文学经典化进程和生硬阻隔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因素的存在，会与今日中国应有的精神形象背道而驰。（施战军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