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一口气读下来，你会觉得作者心目中自己是一个散文作者，他也确乎对散文谈得最为透彻。金克木一篇，他将学者散文与文人散文、才子散文并举，说金克木的散文短而容量大，有学者的渊博，无学者的平板，是中国现代文学四代“六朝文章”最后一代的翘楚。史家视野尽现无余，深得我心。而在散文方面谈论得最见功夫的，当数他极力称赞顾随在《驮庵文话》中使用“诗心”概念，来破天荒评价曹丕的散文成就一事(因为历来都把曹氏父子文学地位的末把交椅给予曹丕的，论的又是曹丕的文学批评成就)。所谓“诗心”，尽管可以包含我们日常侈谈的“情感热烈”、“感觉敏锐”诸要点，但顾随更强调的是“一要恬静(恬静与热烈非二事，尽管热烈，同时也尽管恬静)，一要宽裕。这样才能写出活泼的作品。感觉敏锐固能使诗心活泼，而又必须恬静宽裕才能使‘心’转‘物’成诗。”这样，“诗心”就被醒目地加入了“理智”的要素。然后拿来评价曹丕，顾随即大胆指出：“中国散文家中，古今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情感又如此热烈者，魏文帝用极冷静的理智驾驭(支配、管理)极热烈的情感，故有情操，有节奏。此需要天才，也需要修养。”世琦细致挑拣出顾随别出心裁的“诗心”理论，来介绍顾随关于曹丕散文的非同凡响的看法，不妨说，他真也是有一颗“散文心”的。

“散文心”应以“诗心”为底，感情、感觉、想象应当一样不缺少。可能不如诗思那么敏捷、充沛，不那么气势磅礴，但恬静、宽裕的标准应当比诗更过之而无不及。又因散文的体式是反虚构的，是要将“真我”植入的，“散文心”就应该更真实、更自重、更轻烟般散淡、更讲究气韵生动。我在世琦的书中读到谈范用、谢大光等编辑家的文字时，尤其感到作者的那颗“散文心”。范用了解每一本书的性格，把它们摩挲着编辑出来，书写出来，仿佛是作者在用“散文”探讨着编辑活动的微妙精细处。谈谢大光，因是同辈的编辑家，如同夫子自道。谢大光的编辑视野开阔，对中外散文有独特的审美爱好，尊名家却不避有前途的无名小家，随时学习丰富自己，感深而发，凝结成文，是一个学者型的出版家兼散文家。

不记得是在哪一个学术会上，我们相遇。也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偶然谈起以往的读书。我说年轻时在文化枯竭的年代，曾经读过一本前苏联作家写的《金蔷薇》，比十本文学概论都管用，而且篇篇是美文，是用优美的散文故事道出文学活动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清楚的一本精妙的书。世琦说，巧了，他也十分欣赏这本书，而且他这个编辑家耳听八方，已经听说有新的版本面世了。不久，我的书桌上就摆上了世琦从远方寄赠的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这册小书。编辑，文艺，学术，统统归于美哉散文，我翻读着这本留下我与世琦已逝年华的书，心里不禁涌动起无尽的思绪。(吴福辉 本文系作者为李世琦新作《批评的风骨》一书所作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