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国翻译实践的骨干力量是众多的翻译学者。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我国内地培养出以翻译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博士约260名。然而，在这些翻译人才中，真正从事对外翻译的也非常少。任教于北京大学的辜教授多年来翻译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还培养了9名翻译学博士，这些博士现大都任教于国内高校。谈及学者、教授担任中译外的重任时，辜教授表示，身为教授，往往无法抽身做翻译，偶尔做，“也只是小型的”。

在国内翻译青黄不接的情况下，国外学者的翻译也是杯水车薪。辜教授解释说，除了外语水平，翻译还必须基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国际译联副主席黄友义指出，翻译不是简单的两种语言的转化。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由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对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译者不仅要外语水平高，更重要的是要对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思想有深刻的了解，这使得“外国人将中文翻译成外文的门槛非常高”。“当然，国外翻译家也还是不少，但误译的成分很多。”辜教授说，“由于特殊的生活背景，他们习惯了西方的思维方式，想要彻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有困难的。”

以文化精髓为目标

“没有翻译，谈中国文化走出去就是句空话。”黄友义指出。沉淀了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不应只属于中国，翻译人才的奇缺是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而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付出才能扭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明确目标和方法。

“输出中国文化最终应以输出传统文化的精髓为目标。”辜教授说，“中国文化的精髓包含若干方面，但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尤其是道德伦理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体现在许多传统学说中。”所以，文化的对外输出并不是简单的将尽量多的中国图书翻译出去，而是有针对性地、集中地翻译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经典著作。

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的中国传统经典著作《道德经》仅次于《圣经》的发行量证明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也“具有很大的文化冲击力”。从这个层面上说，日本的文化传播之路值得我们借鉴。日本文化常常被西方国家认为是东方文化的代表，“日本在文化输出方面投入非常大，出版业非常发达。”对比中国的文化输出，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必须深入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了解不同读者对中国文化有不同的需求，不能指望所有的书销量都大。主要还是要对准读者群，然后再慢慢扩大影响。”辜教授表示。（段祖贤 舒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