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故，看过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先生抨击中小学作文教学“撒谎”，乃至群公奉和、一致声讨，笔者感觉有点费解。作文课又不是公民课，怎么也不允许“撒谎”了？

“撒谎”者，虚构也。写履历书，报先进事迹，填困难补助表，学子诚然虚构不得，必须一是一、二是二。否则就叫道德缺失，会损及信用记录的。至于记叙文写作，五花八门如“我的母亲”、“难忘二三事”、“有意义的一天”，旨在培养书面表达能力，我想在通常场合下任由孩子们写真写假、虚构实构，又何必去计较。

只有老师规定作业是撰写传记或新闻通讯时，才须纪实。但这类规定，我在中小学生涯一次都没有碰上。当然我是读到初三就因“文革”停学的，但听念到高中毕业的学长说，也不过偶一遇之。总之，虚构是常态，写实是例外。

课文是学生的范文。看看语文课本里面那些生动有趣、足以驱散学子睡意的小说，十有八九属虚构。我们读过《孔乙己》———“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却因短衣主顾“严重监督之下，羼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鲁迅幼时是否在家道中衰后站过柜台，做过羼水的酒保？当年也稀里糊涂，待年长方知哪有这回事，纯系大师“创作”罢了。再看外国的，《最后一课》也是小孩儿自述贯穿全篇———整日调皮玩耍的“我”，连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都充耳不闻，终因老师的教诲而感受到战败割地之痛，而警醒过来。这个“我”，也绝对不会是作者都德。盖因都德诞生于1840年，到1871年普法战争收场该是31岁，再没资格来念小学的。

创作允许虚构，是一种常识。甚至，像老舍笔下的《月牙儿》，那里面的“我”终于在黑暗社会的逼迫下，跟着母亲一步步当上暗娼。那就不只家世，而且连性别都跟作者接不上榫儿了。却谁也没有来指责作者这样的大跨度虚构为“作假”。创作也需要“打假“，但那只是戒绝抄袭。

作文课的求“真”，我的理解，就是要求学子善于从社会生活中萃取，令人读来感觉真实可信，而非编排情节拘泥于真人真事。“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鲁迅语），竟然让孩子拼凑得起来，虚构出个活角色来，惟此方是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

跟当过语文老师的《中学教育》原副主编杨云棠聊及，他补充说，让孩子虚构，那还是思维能力的培养途径，因为让孩子开发了丰富的想象力。就是嘛，我赞同。（司徒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