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的倍增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家群” 中的教育家数量不断增多。如从收入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的人数统计看， 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共550年， 其中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238年的300多年中， 收入《教育大辞典》的教育家有5位。宋代之前1500年间的教育家仅24位， 而宋代320年中却涌现出38 位之多。近现代之际（出生于1840年后且已于1992年前去世的） 收入《教育大辞典》教育家共228位， 占收入《教育大辞典》中国教育家总数（398） 的57.3%。国外“教育家群” 的教育家数量发展也是随着时代的步伐， 表现出颇为显著的“几何递增”， 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 三次“教育家群” 的教育家数量大幅度递增。

思想的开创性。“教育家群” 的教育思想不断继承发展、不断创新。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教育家群” 主要历史贡献是“开拓” 与“创立”， 从思想、宗旨、内容、形式、原则、方法、制度诸方面开拓了中国教育的源头； 宋代的“教育家群” 尽管主要是继承， 但也在继承中不断发展， 在为先秦儒家教育思想夯实基础、加固传统的同时， 进一步深化、细化其教育思想； 近现代之际的“教育家群” 兼具创造性和继承性， 主要历史贡献是“融汇” 与“开放”， 即融汇中西， 开放转化，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国外“教育家群” 亦是如此， 如由崇拜神、崇拜物到崇拜人， 最后实现进入“人的世纪”， 历经艰苦卓绝的斗争， 不断进行思想开创。再如， 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开创性， 诞生了诸多个“世界第一”， 苏格拉底被誉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教育学著作； 赫尔巴特被誉为“科学教育学之父”、福禄贝尔被誉为“幼儿教育之父” 等。

理论的学派性。“教育家群” 自产生始就表现出珍贵的特色： 学派林立。一群群富有教育理想的团队， 上下求索， 流芳千古。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出现的“百家争鸣” 局面、两宋时期的学派风潮。国外“教育家群” 的教育思想流派更是异彩纷呈， 各种“主义” 的教育， 或相互论战、或相互包容， 尤其是宗教的影响， 让流派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