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岁江苏淮安居民周翠兰平时以走街串户卖豆饼为生，11月6日她在卖豆饼途中捡到1700元现金，几经周折找到失主后，失主却坚称丢的是8200元，并且要求她返还另外6500元。双方各执一词，结果失主把周翠兰与一位目击者都告上了法庭。（11月26日《扬子晚报》）

又是一起做了好人好事之后反被起诉的案例！在这段被称为“后彭宇时代”的时间里，我们目睹了一起又一起这样的事件，每起案例都如一把把利刃一般，刺痛着公众神经、消磨着公众的善心。我们反问自己：像拾金不昧、搀扶老人这样的事件，自己还有没有勇气去践行？

如果我们搀扶起了老人，可能被起诉为“推倒了老人”；如果我们将捡到的钱包还给了失主，我们可能被起诉为“盗窃”——虽然荒谬，可这就是社会的现实。于是，公众不愿看到的场景发生了：今年2月15日，南京一位九旬老人瘫坐在解放南路人行道上二十余分钟，无人扶起，甚至是无人问津（2月16日《扬子晚报》报道）；11月19日，山东淄博，两个好心人捡到钱包，里面有现金、身份证及各种卡，可两个人都不敢去寻找失主，他们说，即便是做好事，也怕有嘴说不清，于是只能求助于报社。（11月20日《鲁中晨报》）

左边是好人好事，右边是自我保护，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方向？没有希望社会的公共道德就此沦丧下去，更没有人希望拾金不昧的故事将永远发生在传说之中。可是，当社会的丑恶一面将所有的善心都挥霍殆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社会就将步入一个与好人好事无关的年代了。

在老子对“小国寡民”世界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有一种社会公德的评价标准叫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然而，这种美好的道德将永远停留于历代知识分子对于“大同社会”的遐想之中了。于是，历代知识分子一般都有“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慨。同样，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也可能会因为没有人去拾金不昧、搀扶老人而发此感慨。

“做了好事，请先保留证据”——在彭宇案之后，这是律师们经常给我们提及的一个前提条件。这真是个绝妙的讽刺：法律是解决社会道德底线的，而好人好事是社会公德最高层面的，两者竟然可以相提并论、混为一潭？所以，律师们所建议的，充其量只是个善意的提醒，但是对于社会道德的提升而言，根本就是于事无补的。至少，做好人好事都应该是内心自发形成的，是纯洁的，是不应受到任何污秽思想玷辱的。

“彭宇案”已经有两年有余了，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彭宇案”的最终处理结果。我们只听到了相关部门的“私了”说，至于其他，则没有任何消息。或许，今年发生的“卖豆饼老太捡钱案”就是“彭宇案”的一个继续吧——如果相关部门再以“证据不足”为借口，对案情结果敷衍了事，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公德危机。某段时间后，拾金不昧将永远成为一个传说。为止，我们期待着南京公检法部门给“卖豆饼老太捡钱案”一个合理的答复，为好人好事“正名”一次。（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