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子晚报记者、联合调查组成员刘大颖：“对李旭下跪的这个情节，后来问到李旭的时候，李旭承认了这么个细节，那就是，这就是就是说院方他调查的太草率了，这并不是李旭之前，第一次她否认了，她并不否认，因为院方确实也没问她这个事。”
而在这一次的联合调查中，徐定金和妻子分别和调查组成员进行了谈话。也正是在和他们沟通中，调查组成员发现有两个细节特别引人关注，也暴露了整个诊疗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在这份宝宝的“长期医嘱单”上写着“一级护理”。所谓“一级护理”，就是要求护士或者医生每30分钟巡视一次。但徐定金表示，整个晚上，即便测量体温，都是他们自己到护士台去取送温度计。而另一个细节是宝宝的“临时医嘱单”，从这份临时医嘱单上看到，从11月3号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5：56分，期间近9个小时的时间，宝宝的“临时医嘱单”上没有任何医嘱记录。
朱荣康：“其实我们下午开始患儿的父母谈完话以后，第一个找的医生，就是第一个接诊的，63岁的徐主任，他是一个老专家，这个患儿徐宝宝进来以后第一个就是他接诊，他接诊以后当场就写了要住院治疗要内科会诊，事后第二天早，他说这个宝宝走了，他都感到很惊讶，他说就我们儿童医院的医疗水平，小孩不应该走，他一直到我们谈话的时候，他都连连说他不相信。”
徐宝宝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连第一个接诊徐宝宝的医生都不敢相信，这个孩子最终竟然死在了医院。而在事件随后的进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又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情况。在一家著名的儿童医院里，发生了这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拷问？
我想我们不仅需要反思和追究某些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职业道德、职业操守，也应该反思我们的医疗事故鉴定制度。事情虽然暂时画上了句号，但怎么把这个可能关系到每个人切身权益的制度至于公众监督的目光之下？我们来看看徐宝宝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人耿延：“应该说到目前为止在我做律师生涯的当中，不仅仅是医患纠纷，在各类案件当中个这个案子都是处理最快的。”
在江苏省圣典律师事务所，记者见到患儿家属指定代理律师耿延。按照法律规定，他向南京市儿童医院开出了一份赔偿清单：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39万，精神抚慰金12万，共计索赔额51万元。耿延告诉记者，目前双方已经签署了调解协议，而关于赔偿款的商定，双方仅用了四五分钟的时间。
耿延：“我想引用一下，我们在调解的过程，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的那句话，他说他也做医患纠纷调解这么多年了，多则一两年两三年，最快的也就好几个月，正常五六次能解决他就很欣慰了。”
对于能够如此快速的解决问题，耿延认为，联合调查组的工作功不可没。这个做法首先突破了目前传统的医疗事故鉴定在用人方面存在的缺陷。
耿延：“这个医院出了事情由那个医院来鉴定，那么下一次反过来也一样，他们那个医院出事情的时候，由这个医院的医生来鉴定，那么彼此之间他们不可能没有厉害关系。”
除此之外，在手段方面也有着重大创新。目前的医疗事故鉴定，医学专家都只看病历，他们不会去到医疗事故现场，不会考虑事故是否与当事医生玩游戏有关这样的事实；更为关键的是，在事故鉴定中起重要作用的病历完全是医生所写，因此在事故的判定中，病人处于相当弱势的地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