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石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河套人，而如今又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和县人、南京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标本近百种、遗址数百处，时代涵盖早、中、晚各期，基本勾画出了从直立人到现代人及其文化的发展演变脉络。这些重要发现，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学研究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只要研究与人类起源发展有关的问题，就不能忽视这些材料，不能忽视中国这块土地。

　　对于新石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而如今又发现了仙人洞文化、裴李岗文化、大汶口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遗址几乎遍布全国各个省区。其中，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文化、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应有尽有。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为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而科学的基础。

　　对于青铜器时代，过去我们只知道安阳小屯殷墟、益都苏阜屯、宝鸡斗鸡台等为数不多的重要商周遗址，而如今又科学勘察和发掘了夏时期的偃师二里头、商时期的郑州商城和广汉三星堆以及西周时期的岐山周公庙、洛阳北窑、北京房山琉璃河、曲沃曲村等众多青铜器时代遗址。建立了中国青铜器时代比较完备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体系，基本廓清了各文化的源流及其关系，为重建中囯上古史准备了条件。

　　提出了中囯文明本土起源说和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多元一体模式

　　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是建立在从旧石器时代经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器时代乃至以后文化的连续发展基础之上的。随着文化不断发展，文明因素逐渐孕育，当文明因素积累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建立国家，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中华文明自然是本土起源的。

　　文明起源于本土，并不等于说文明的起源只有一个源头。中国土地辽阔，地理环境复杂，文化传统多样。比如新石器文化，根据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不同，分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以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洞庭湖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以山东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以江浙（太湖流域）及其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主轴的南方地区六大区系。随着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及其城址群的发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及其邻境地区也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系。每个区系都有相对独立的文化传统，各自孕育产生出文明因素。因此，我们认同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说。

　　虽然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但其发展的趋势是逐步走向一体的。在大约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及稍后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先后出现了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所谓“古囯”的政治实体。但在其进一步发展中，却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这其中，一开始就走上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仰韶古国”，因其客观上避免了以神权为中心的“红山古国”、“良渚古国”模式对社会财富的极度消耗，从而促进了社会正常发展，不仅脱颖而出，走在其他地区文明的前头，而且由仰韶而龙山、由龙山而二里头，绵延不绝，越来越强，使中原地区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中心与核心，并通过各种途径从诸文化中汲取先进营养，重组、融合为一体。多元一体模式，是对中国文明化进程最简洁、最明晰、最准确的概括。

　　经过60年研究，中国古代囯家形态演进分为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说渐渐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文明、国家，都是发展的概念。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开始出现维持人类基本生活之外的剩余生产品的时候，文明因素便应运而生；当文明因素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开始分层，阶级开始形成，国家开始出现。

　　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国家，考古学界称为“古国”，大体处在距今5500年至距今4500年这个阶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这个阶段被称为“万国”，又叫“万邦”，相当于古史传说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时代。古国不同于部落。古国是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一般以崇尚神权为特征，是神权国家，这在“红山古国”、“良渚古国”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从距今大约4500年开始，由古国阶段逐步发展到“方国”阶段。方国的范围一般要大于古国。方国已是王权国家，神权一般已降至次要地位，社会基本结构虽然像以前一样仍靠血缘关系维系，但“国土”概念已开始萌生。方国阶段从距今大约450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大体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尧、舜和夏、商、周三代。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礼制不断发展与完备，礼制成为维护商周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制度。这也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色之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帝国时代开始，直到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帝国时代方告结束。帝国制度的核心是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