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日，重庆46对进城务工青年在市人民广场参加“浪漫之约”集体结婚仪式。据了解，参加集体婚礼的新郎、新娘是来自重庆区县农村进城的务工青年。 中新社发 重庆钟桂林 摄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每桩与婚姻有关的故事都不免会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从上个世纪中期直到现在，中国五十多年来的爱情与婚姻之路让人感慨良多。　

　　五十年代，纯洁理想

　　七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司林自述说，我是四九年当的兵。那时部队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一个星太小，三个星太少，四个星太老，两个星正好。在我的追求者中不乏三星四星还有二星的，但我后来偏偏爱上了我们的团支书和党支委，他经历过抗美援朝等战争的洗礼，成熟沉稳。

　　后来，我们两人兴致勃勃地坐着大马车去办结婚证书。那时他还只是个副连级干部，可说是身无分文，没给我买什麽礼物，只送了我一套巴人的《文艺论稿》。婚礼选在部队的会议室，办得简简单单。

　　六十年代，火热质朴

　　六十多岁的刘桂荣原是个纺织工人，她回忆说，我是一九六六年一月结的婚，那时侯正赶上批“三家村”。我那时在国棉二厂当工人，那时我们工人地位不低，隔几个月就能去上北京饭店和中央领导跳舞，在找对象上我们眼界也很高。我和老头是通过熟人介绍认识的。当时他还是学地质的大学生，学他们这个的将来生活都不太安定，可我觉得他人老实巴交特可靠。

　　结婚那天，我上午去厂子工作，下午便直奔我租的那一间半房完婚。婚礼大家送的礼物几乎全是当时的“精神食粮”，我们新郎新娘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然后才是对着我们的父母三鞠躬。主婚人谆谆告诫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七十年代，革命主导

　　五十多岁的黎倩曾是外企主管，她和丈夫相识在中学时代。她说，那是六六年文革开始后，我红得发紫，是暗地公认的校花，但不爱红妆爱武装。那时正逢学校间进行革命大串联，我见到了这个北京男八中的学生领袖。后来我们分别响应去广阔天地锻炼的号召，虽然不在一起但仍有书信往来，他在给我求婚的在信中夹带了马克思列宁的照片。

　　我们在七八年结的婚，婚礼非常简单，只是两家人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同一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他上了某重点大学的历史系。我则放弃了高考机会，全力以赴支持他。

　　八十年代，复杂多元

　　四十五岁的沈丹妮是个语言学博士，现在国外定居。她说，我于一九八六年毕业于北京某名牌大学英语系，在我上学时涉外婚姻还不常见。我因成绩出色留在母校外语系任教，他则作为外教从美国来到我所在的英语系参加指导教学。他非常打动我，不仅由于博学、智慧，而且因为平易、风趣。

　　我们在夏威夷结了婚。按当地风俗，新郎新娘都戴上花环，我还穿着特制的旗袍。出席我们婚礼的朋友很多，他们年龄不同，种族各异。当晚，我们静静欣赏了一台歌舞表演，度过了一个浪漫之夜。

　　九十年代，异彩纷呈

　　三十六岁的叶兰现是某公关公司的职员。她自述道，九六年我来到了新加坡的一所商学校学习工商管理等课程，在那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他和我同一个班，谈吐见地不一般。班里有的中国女生出来前被香港大款包了，承担全部的生活学习费用。也有的女同学为了将来能合法留在新加坡，就找当地有钱人结婚。我看不起她们。

　　回国结婚时，我们照了很贵的婚纱照。最累人的是婚礼前的化装，花四五个钟头做盘头，还要插花、化新娘装，然后是大奔驰车把我从家里接走。婚礼在饭店进行，极尽铺张。婚礼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自己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鲜花，还有并不总是充满鲜花的未来。（记者 闫晓虹）